左起陳菊、張文隆
時間：1993年4月7日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 菊之鄉日本料理店
受訪者：陳菊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張儷儒
「當時會去當郭雨新的秘書，完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的家族不願讓我念書，郭先生基於照顧同鄉後輩，因此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我1950生於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國小、三星初中、頭城高中畢業，十九歲以前我都在宜蘭。
從小我就知道郭雨新這個人，我們家族是郭雨新在三星相當堅決的支持者，大概每年過年郭先生都會來我們家拜訪。當時我們家族對郭雨新的支持，並不一定知道郭雨新是青年黨，不一定知道郭雨新的政治理想，而是因為郭雨新對農民真關心，在宜蘭的風評非常好。
1969年考上世新後，開始擔任郭雨新的秘書，會當郭雨新的秘書是有原因的。差不多1968年以後，台灣整個農村呈現極大的沒落，當時家裡的人希望我去教書，沒有能力讓我繼續念書。高中畢業後，我也小學教師檢定合格，到三星鄉的憲明國小教了幾個月，然後世新開學了，家人不願讓我繼續念書，鱸鰻仔叔〈註：郭雨新在三星鄉重要樁腳〉告訴郭先生這個情況。剛好郭先生當時的秘書離開了，郭先生就讓我去當他的秘書，就這樣一直到1979年初。所以當時會去當郭雨新的秘書，完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的家族不願讓我念書，郭先生基於照顧同鄉後輩，因此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我在台灣反對運動實質的和精神的領袖身邊擔任秘書，因為是他的秘書，然後了解反抗運動、了解黨外、了解政治犯，協助政治犯與政治犯的家屬，開始跟海外的人權團體建立關係、跟海外的台獨運動建立關係，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變成政治犯」
我在那裡當秘書，剛開始傻傻的，什麼都不知道，反正他是一個前輩，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開始認識一些人，知道一些事情，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對我衝擊最大的是，我發現郭雨新被跟蹤。原先我並不知道他被跟蹤，郭先生也沒告訴我，當時他住在農安街12-4號，對面是鑽石大飯店。禮拜天早上差不多八點半我就會到他家，郭先生要趕十點在中山教會的禮拜。一般他出門我都會送他到門口，有一次我突然發現他車子走後，對面鑽石大飯店馬上幾個人很緊張地尾隨著他。我就發現原來他出門有人跟著，那些人住在鑽石大飯店。我覺得我好像發現新大陸。郭先生回來時，我就告訴他：「郭先生，我感覺有人在跟蹤你！」他才跟我說，他怕我害怕，所以沒有告訴我。他問我會不會害怕，我當時不曉得這事情的嚴重性，所以當然跟他回答：「我不會害怕！」於是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強將手下無弱兵！」
當時我幫郭先生所做的工作，第一是選民的服務以及議會質詢稿的整理，第二是郭雨新人際關係的建立。郭先生若有任何對外事情的聯絡都是我聯絡，譬如在黑暗年代裡，他要和雷震先生見面，他們不會直接聯絡，郭先生必須找他很信任同時對方也認識的人，當時我常常做這樣的事。另外當時黨外運動人士包括張俊宏、陳鼓應他們要跟郭先生見面，大概都會透過我的安排。一個秘書要做的事，我都做了，因為我自己本身對反對運動的投入、參與，所以我所做的並不只限於一個秘書的工作。
在郭先生身邊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事。這時期剛好是郭先生政治生命開始衰退，跟國民黨的關係有很大的惡化。我想，我一直跟在他身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跟咱台灣人傳統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這性格是台灣農村很純樸的個性。因為郭先生的家族很疼惜我，好像我是他們的囝仔，所以這性格讓我不可能在人家較不好時，就離開。這中間我個人也遭遇很大的挫折。世新畢業之後，我本來在政大公企中心圖書館擔任編制內的臨時僱員，因為我又兼當郭雨新的秘書，黨外人士要找郭雨新會先來找我，政大公企中心因此變成黨外的聯絡點，校方在情治單位的壓力下就逼我辭職。
離開政大公企中心之後，我一直就擔任郭先生的專職秘書，我是黨外有專職黨工的開始。我在反對運動的核心，我在台灣反對運動實質的和精神的領袖身邊擔任秘書，因為是他的秘書，然後了解反抗運動、了解黨外、了解政治犯，協助政治犯與政治犯的家屬，開始跟海外的人權團體建立關係、跟海外的台獨運動建立關係，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變成政治犯。就是這樣一個脈絡下來。我變成很典型的專職黨工，反抗運動變成是我的專業，我一生都不會賺錢也沒興趣，我個人認為我生命當中比較大的意義是，從1969年到今天，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我都參與過，包括坐牢。
「我在郭先生比較沒落的階段在他身邊，看他在省議員要選不選當中很大的抉擇，這當中當然是很大的痛苦和掙扎」
─1972年省議員的退選
我在郭先生比較沒落的階段在他身邊，看他在省議員要選不選〈註：1972年〉當中很大的抉擇，後來就沒選，這當中當然是很大的痛苦和掙扎。郭先生所以不選的原因當然很複雜，當時年紀大健康又不好，信心和衝勁也比較不夠。另外，整個黨外面臨那麼大的壓迫，也使得他很難下決心。再來，郭先生重要的助選員，張光熾死掉，賴茂輝被抓去關，他在宜蘭的兩大支柱都沒了，一時郭先生會覺得相當的空虛，這對他來說也是相當大的打擊〈張光熾和賴茂輝早年在宜蘭非常風光，很瀟灑，口才相當犀利〉。當然決定不選，這樣的抉擇是痛苦的，但是他會覺得不如他省議員階段劃下完美的句點。因為當時我們也看出，國民黨對黨外運動是不擇手段，這樣選不一定會贏。像張光熾那樣死法也非常莫名其妙，在郭先生要選省議員前不久，他在台北中興橋被車撞死，郭先生哭得非常傷心，張光熾是他非常重要的助手。
「郭先生認為與其拿一票、兩票，不如零票落選」
─1973年監委的選舉
監委的選舉，當時國民黨掌握一切，我們認為沒有很大的希望，那種情形之下，郭先生認為與其拿一票、兩票，不如零票落選。監委落選當天晚上，郭先生回到辦公室，叫我們到他家裡吃飯，當時齊世英來到他家看他，在淒涼的感覺中給我們比較大的溫暖。
「我想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關係而使郭先生認識黨外運動的新生代，尤其他在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的關係而有很多年輕朋友加入，這是台灣的新生代第一次比較公開介入台灣的反抗運動」
郭先生因為已經省議員沒有做，所以他的工作並不是很繁重，通常我每天都會去一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處理一下。我想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關係而使郭先生認識黨外運動的新生代，尤其他在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的關係而有很多年輕朋友加入，這是台灣的新生代第一次比較公開介入台灣的反抗運動，這群人就是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田秋菫、謝明達、蕭裕珍、賀端蕃、林正杰、范巽綠、周弘憲、周婉窈，我想最大的意義是，這一批人在當年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就從此沒有再離開，即使屬於不同派系，但是他們到現在都還在為台灣的社會而努力。我覺得如果在郭先生政治生命晚期，我作為他的秘書，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比較有不同的意義，應該在於此。就是使台灣的新生代投入台灣的反抗運動，而他們形成一股力量。
「郭先生和《台灣政論》是一種反對運動命運與共的關係」
《台灣政論》〈註：1975年8月創刊，僅出版五期，同年12月即遭停刊〉是黃信介、康寧祥和張俊宏創辦的。張俊宏那時候非常落魄，郭先生非常疼惜張俊宏，在這些中生代的反對人物裡面，郭先生最喜歡張俊宏，和他的關係最好。郭先生和台灣政論是一種反對運動命運與共的關係，張俊宏是我的老師，我們非常支持他，所以在台灣政論創辦的時候，當時我還在政大公企中心，下班之後我去郭先生那邊晃一下，我大部份都去台灣政論。台灣政論當時候一群人在那裡，包括司馬文武、黃華、張金策等人，他們要找什麼資料，透過我在圖書館，或是我的很多老師在中央圖書館替他們找最好的資料。當時統獨沒有那麼對立，陳鼓應、蘇慶黎、王拓都是那個時候加入台灣政論。當時國民黨的壓迫比較大，統獨路線還沒有那麼鮮明，整個情勢的發展是共同對抗壓迫都來不及了，所以當時整個黨外都還是在一起。
「我想郭先生在立委選舉相當有意義的是，這些年輕人的投入、眷村問題的提出，以及台灣反對運動裡頭跟過去傳統不同的傳單宣傳方式」
─1975年立委的選舉
立委的選舉，我幾乎就是全心投入。原先要選不選，郭先生一直在躊躇，後來才決定要選。那文宣就是由《台灣政論》這一批人來做，郭先生那時候的文宣是非常新的。我們平常是在台北縣、基隆市，禮拜六、禮拜天就回宜蘭，記得有一次在南方澳，就有軍人出來公開發黑函，說郭雨新的女兒郭惠娜到中國大陸去，這不是事實，我們在那裡跟他們爭執，真沒道理！在演講會上我遇到林義雄，我說：「這實在是無法無天，真沒道理！」林義雄跟我說一句：「若那麼合理，我們就都回家睡覺就好了，這就不用咱來做。」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國民黨用盡所有的方法對郭雨新的醜化。當時令人比較感動的是，那批年輕人開始投入，當國民黨在宜蘭對郭雨新做很大的醜化，他們這些學生都穿台灣大學的制服，去宜蘭、羅東發傳單。早年而言，這是非常勇敢的！這次選舉有一個比較大的意義，因為林正杰的投入，我們開始談眷村問題，向眷村喊話，眷村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開始提出來，我們跟林正杰在板橋到他們的眷村被用棍棒趕出來。我想郭先生在立委選舉相當有意義的是，這些年輕人的投入、眷村問題的提出，以及台灣反對運動裡頭跟過去傳統不同的傳單宣傳方式。
投票當天我在宜蘭的競選總部，從早上差不多十點開始，就不斷有人打電話來說哪裡作票、哪裡作票。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內心就覺得不樂觀，我們知道我們有實力，但是國民黨會不擇手段讓他落選。當天傍晚我到壯圍一個投開票所，因為支持者打電話來說：「你沒來不行，做票做的很厲害！」我從一百八十幾票的廢票當中，還撿出郭雨新差不多六十幾票的票。我在壯圍跑了幾個地方，都是旁邊的人都包圍，快衝突了，我才趕到。我說我是郭雨新的秘書，要求重新驗票，他們才肯讓我驗票。但是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沒有希望，我想一個晚上我頂多跑三個地方，我怎麼可能其它的鄉鎮我都跑。
當大家得知郭雨新落選時，有一群人很憤怒，就跑到我們宜蘭競選總部，問我們該怎麼辦，說要去包圍選委會。當時一堆群眾就逼我，說：「你們是怕死喔！不敢去反抗。」坦白說，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的查某囝仔，我也沒有那樣的經驗，我不知如何處理。我打電話給姚嘉文，他說，群眾可以去表達他們的反抗，但不一定要我來帶領。當然，群眾會要求我們帶他們去反抗。由於郭先生落選，氣氛非常低瀰，一些前輩都不在現場，競選總部就只剩我一個猴囝仔和幾個前輩，我不知要怎麼處理。那幾個前輩也因為情勢和過去完全不一樣而不知如何才好。這些群眾要求我們一起去，也有一些群眾反對我們去，我們去會讓人感覺是我們帶領的，所以群眾之間好像也有不大一樣的意見。後來有一群人跑去選委會，被用消防車給噴走，有人就又跑回來，非常憤怒，感覺公然作票到這種程度。當晚一直到凌晨一、兩點才結束。
三天之後謝票情形令人非常感動，我自己都非常感動，宜蘭人對他的那種不捨、瘋狂，鞭炮一直放，我的耳朵都已經受不了了。群眾的情緒非常不滿，一直喊：「郭雨新，當選！」「郭雨新，當選！」……
「郭雨新代表台灣反抗運動的正統，《台灣政論》就是反抗運動正統的延續和擴展，這是國民黨所要斬斷的」
─《台灣政論》的停刊
《台灣政論》的停刊，是由於邱垂亮的一篇文章。其實哪一篇文章都只是藉口，國民黨發現台灣政論的影響力，就想扼殺，台灣政論因此被停刊。停刊不久，黃華就被抓。郭雨新所代表的台灣反對力量的正統，經過那麼多的波折以及郭雨新的落選，但是這個力量還是沒有被消滅，這個力量還隨著《台灣政論》不斷擴散和成長—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擴散和成長，而他們應該是一體的。《台灣政論》也表示台灣反對運動在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台灣人開始擁有雜誌來表達他們的言論自由，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改革以及民主化的追求。郭雨新代表台灣反抗運動的正統，《台灣政論》就是反抗運動正統的延續和擴展，這是國民黨所要斬斷的。郭雨新的落選與台灣政論的停刊時間非常相近，他們認為像郭雨新在地方上這麼有實力的人，這麼高聲望的反對運動人士，國民黨都可以讓他落選，國民黨當然也可以對《台灣政論》停刊，他們認為要斬草除根。
1975年立委落選後，我們非常挫折，感覺很痛苦，一直到1977年中壢事件才是回復黨外元氣的重要開始。那兩年期間，大家非常低迷，張俊宏被二十四小時跟蹤，楊金海、嚴明聖、白雅燦、黃華被抓，我們呈現在恐怖當中，不知道下一個會輪到誰？當時黨外覺得非常鬰卒。但私下我和邱義仁他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有什麼事情我會去找他們一起做。《台灣政論》被停刊後，張俊宏辦《這一代》雜誌，邱義仁他們都有參與，我常常去找他們寫文章，黨外當時有什麼聚會，我都會找他們一起來，或者這些年輕朋友本身也會有一些討論，甚至很難得有國外來的文章，《七十年代》也好、《台獨月刊》也好、陳隆志的《台灣獨立與展望》都透過我的手傳給他們看。當時的情境可以說很可憐、也很刺激。當時由於我在郭雨新身邊，所以有很多外國朋友、外國記者偷偷帶進來給我們。我只要拿到一個東西，我的年輕朋友全部可以看得到。當然也出過好幾次紕漏，被學校抓到等等。我們早年所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一直維繫到今天，相當了解彼此的個性，互信的基礎非常穩固。讓我們覺得振奮的是1977年的選舉。新生代也投入這一次選舉。我是在南投替張俊宏助選，田秋菫在宜蘭替林義雄助選，林正杰、張富忠他們在桃園許信良那邊，邱義仁是去雲林幫蘇洪月嬌。
「省議員退選、監委零票落選、立委被作票，他的政治生命已被打擊到極點。那一段時間他當然是很鬱卒，感覺到老了，因此一直很想出國去看他子女」
─1977年郭雨新流亡海外
省議員退選、監委零票落選、立委被作票，他的政治生命已被打擊到極點，《虎落平陽》的出書，讓他感覺這段歷史至少被記載。那一段時間他當然是很鬱卒，感覺到老了，因此一直很想出國去看他子女，他已經十幾年不能出國。當時他大概透過吳三連表明他要出國的意願，經由吳三連他們跟國民黨溝通，以及郭先生女兒在美國一直向美國國務院要求。
郭先生立委的落選以及台灣政論的停刊在海外引起很大的震撼，海外台灣人的運動比較蓬勃，差不多從那個時代開始，不久郭先生又出國，他出國又領導海外台灣人運動。他出國後，我一樣在台灣當他的秘書，我都會把島內的訊息，很快透過管道送到美國給他。然後他就發佈給全美國的人知道，所以他儼然變成海外對島內情報的一個中心，很大的意見領袖。但是他在海外也是有點水土不服，海外台灣人的運動畢竟也有很多不同，後來他跟台獨聯盟有一些衝突，有一些想法、做法很大的不一樣，然後張金策就在台獨聯盟的月刊上公開批判他。我想張金策公開批判他，也對海外台灣人運動造成很大的打擊，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曾對島內像郭雨新這一類對台灣民主運動這麼有貢獻的人，作公開批判，因此政治倫理問題被提出來討論。這對郭先生內心造成很大的傷害，一個故鄉的後生晚輩，在偷渡出國時，郭先生冒險幫助他，出國後同是天涯淪落人，竟然這樣批判郭先生。那時我剛到美國去，郭先生非常難過。我當時不願意介入海外的是非，但是我可以看出郭先生相當大的痛苦。我想，就我而言，對於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我不會這樣對待他，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有他時代的貢獻，我們對他不會有超乎時代的要求。
1979年3、4月我被警總約談13天，出來後我繼續回到郭先生的辦公室。當時大家都勸我出國，我就先到日本再到美國去。到美國時，是郭先生的政治生命受到一些海外人士包括台獨聯盟張金策等人的挑戰的階段，郭先生以及一些海外朋友希望我留在海外幫助他。當時我已經發覺海外台灣人運動相當複雜化，那複雜包括海外台灣人理念的不同與鬥爭，我覺得我留在海外只會捲入那樣的漩渦，對台灣人、對我而言都沒什麼好處，所以當郭先生希望我留在海外時，我沒有接受。
1979年差不多6月我出國，10、11月回國。還沒回台灣，美麗島雜誌社就宣佈我是高雄服務處的副主任，所以回來時一方面在美麗島雜誌社當編委，另一半的時間則在高雄，大概我負責高雄服務處，可以說是「沒有黨名的黨」的地方黨部。當時會去高雄，是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去南台灣發展，南台灣有可愛的人民，民氣非常強悍，但是南台灣較少我們這一類型的專職政治運動者。很多人鼓勵我們下去，我們就試試看，不到兩個月就發生美麗島事件。
「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
宜蘭是一個農業縣，郭雨新代表農民的心聲，他是農民的代言人，「春牛圖郭雨新」宜蘭農村連三歲小孩都知道他。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所以我們在郭雨新的辦公室，對待穿木屐來的人都非常親近。另外他本身的生活也非常質樸。他當時在宜蘭也沒什麼服務處，他每一次，都會把他的質詢紀錄，寄給他在各鄉鎮的樁腳。他那麼受愛戴，跟長期以來他清白的品格操守也有很大的關係，長期的從政過程中，他已經建立他的品牌。
「他和郭國基的典型就不一樣，他不是很快就會被折斷那一種」
郭雨新的個性相當溫和，他不是那種很犀利、很強悍的政治人物，他是很傳統的士紳，溫文儒雅。這中間，他有他的堅毅與韌性，表面上好像看不出來。他有些優柔，一旦決定以後相當堅定。他和郭國基的典型就不一樣，他不是很快就會被折斷那一種。我在他身邊十年，他不曾大聲對我說話，他說：「陳小姐，我想這樣不好喔！」我若堅持，他會尊重我的意見。有時候我反而覺得我比他更有魄力，我太衝，他反而拉我一下。他是傳統那種受很好教育的士紳，又是基督教家庭，對人很好，很客氣。
「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是傳統台灣人的家庭以爸爸為中心，爸爸決定的，大家都要給他支持」
他的家庭很好，他的太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教養。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是傳統台灣人的家庭以爸爸為中心，爸爸決定的，大家都要給他支持。但是他不太喜歡讓他孩子參與政治，可能是他參與政治的過程當中有很大的痛苦，他覺得不要讓孩子有那麼大的痛苦。郭先生非常孝順，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是端一碗燕窩給母親吃，這是他固定的工作，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只有他不在的時候才由郭太太代勞。另外，在他家每當吃飯時，要等幫他們煮飯的那個彩色女士忙完上餐桌，大家才一起吃飯，相當平等對待。
「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我想，一個人願意跟他這麼多年，這是有相當的條件，像茂全、像我都是從很小的時候就跟著他，可是我們在他身邊不一定是為了利，那是一種很傳統的道義的結合。像他這樣在反對運動裡面這麼有地位的人，一定時時受到威脅利誘，他能一直把持原則，這是他最大的貢獻。他若想要賺錢、想要把自己賣掉，都會有世俗的榮華富貴。但他沒有，這一點我們都對他非常有信心。他可以說是創造我命運的人，如果沒有郭雨新就沒有陳菊，我今天就在宜蘭鄉下教書，為人妻、為人母，對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絲毫不會參與，我會跟傳統任何女性一樣，知足、認命，過一個傳統女性應該過的生活。但是由於郭雨新對我的愛護、教導、信賴，使我在他周邊有機會知道所有的事。他跟人家談事情時，不會說：「陳小姐，妳離開一下。」他讓我一起聽。我想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知道，所以我要去承擔，要去扮演某些角色。當時，國民黨根本看我不起眼，一個宜蘭鄉下來的查某囝仔，傻傻的，能知道什麼，他們不曉得我在當中有多少穿針引線，到最後他們知道了，已認為無法挽回，套上國民黨的話是我沒救了。
在十九歲以前，我跟一般女孩子沒有什麼兩樣，看瓊瑤小說，做白日夢，但自從在郭雨新身邊工作以後，我開始知道政治、同情政治犯、知道很多非常黑暗的事情，知道做一個反對者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我沒有因為痛苦而逃離。因為郭雨新及其家族對我的疼惜，基於一個鄉下人很純樸的性格，不會因為這很危險，你就跑掉。反而你覺得這很危險，所以不能跑。我就這樣堅持走下來，所以我的一生就是這樣都沒有什麼選擇。有人問我，為什麼以一個宜蘭鄉下的孩子卻走上這條路，我常常這樣回答：「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
林義雄在我們的感覺，他是郭先生在宜蘭很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當時錫堃也想選省議員，錫堃我們也是很早就認識，當時他在台北國泰上班，常常來郭雨新的辦公室，他很年輕就很有心。當然當時相形之下，如果要選，林義雄的準備較好。
1977年以前，黨外所追求的是民主化，他們的台灣意識所能提到的還不到自覺的階段，到美麗島階段才討論到台灣人能決定台灣自己的命運，如果這是獨立，那我們就是要主張獨立。《台灣政論》時台灣人才開始重視宣傳，重視他發言的工具。郭先生他們那時候所追求的是在絕對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運動，在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去尋求突破，爭取人民的支持。那時候非常黯淡，那是絕對威權、絕對反抗。當時要當選，幾乎贏他們很多才能當選。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不然在郭雨新那個年代裡面，我們看到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縱然有轟轟烈烈的過去，但可能在一個階段，不是退隱就是妥協或被壓制不敢繼續反抗，至少郭雨新沒有這樣。這一點對台灣人的反抗運動非常有價值和意義。就郭雨新的歷史地位，在那個國民黨完全威權統治壓迫的年代，他用他的雙肩去扛這東西，他願意放棄名利、榮華富貴，為了維持反抗的尊嚴，以我也這樣走了二十多年的人來看，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郭雨新和中生代就是和大學雜誌那些人的接觸，當大學雜誌開始投入民主運動，提出國會全面改選時，大學雜誌那一群人和郭雨新、黨外稍微有交集，開始接觸，進一步深切的交往。郭雨新讓台灣早期士紳式的反抗運動和台灣中生代的知識份子結合在一起，讓其影響力去擴散，對新生代而言，新生代經由我這橋樑，認識中生代、頭一代的政治人物，這都是使
我們反抗的精神得以維繫，在他們那個年代裡頭，這樣精神上相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會去當郭雨新的秘書，完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的家族不願讓我念書，郭先生基於照顧同鄉後輩，因此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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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關係而使郭先生認識黨外運動的新生代，尤其他在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的關係而有很多年輕朋友加入，這是台灣的新生代第一次比較公開介入台灣的反抗運動」
「郭雨新代表台灣反抗運動的正統，《台灣政論》就是反抗運動正統的延續和擴展，這是國民黨所要斬斷的」
「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
「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