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1 《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新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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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4.23 田秋堇女士訪問紀錄 收錄於張文隆《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田秋堇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23日

地點：宜蘭市復興路3段　仰山文教基金會

受訪者：田秋堇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張儷儒

我投入反對運動行列，啟蒙是在家庭

　　我是1954年在台南出生，在桃園讀小學，讀到三年級才搬到台北，然後讀螢橋國小、中山國小、大直國中、北一女、台大哲學系。我投入反對運動行列，啟蒙是在家庭。我爸爸他很多這方面的朋友，他們若來，我們孩子們就在旁邊聽他們講話，慢慢就發現事情的真相。世界好像除了學校教的和報紙上登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好像是充滿危險的，可是，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世界。我從小就知道有那樣的一個世界存在，但是也從小就不斷恐懼著會因為那樣的世界而失去了我的父親。

　　一直到我讀大學的時代，1972年我就去幫張俊宏助選（那一年張俊宏選台北市議員），不知是我爸爸哪個朋友來跟他說，意思是說那時候張俊宏辦大學雜誌，這個人不錯，可能我爸爸也問過郭先生，郭先生也說不錯，所以那一年我就去幫張俊宏助選。不過，最後卻落選了。

1975立委選舉

　　1975年選舉，對很多人來說，都變成一個成年禮。像對邱義仁來說，他親眼看到作票。對很多宜蘭人來講也是，像黃玲娜那時候才小學，但是他跟著他爸爸到街上去遊行，在郭雨新落選那一夜。那一晚的大遊行，對很多宜蘭人而言，是他們生命中非常不可磨滅的一刻。事實上因為宜蘭人個性都較隱忍（因為天氣的關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將近二百天在下雨，所以宜蘭人的個性是很難衝動的個性），結果竟會讓他們憤怒到自動走上街頭去。這不可控制的義憤，變成1977年林義雄當選很重要的動力，不論國民黨講什麼話，他們都認為非要為郭雨新洗刷1975落選的憤概不可。

　　這一次選舉，張金策派我們去板橋、樹林，也去過台北車站往淡水、往宜蘭的月台上發傳單，我們就是在那裡和鐵路警察有點起衝突。他不讓我們發傳單，他的意思是有些人會把傳單丟在地上，造成髒亂。我們就跟他說，我們會撿起來。然後我就看陳菊和張金策怎麼跟那個鐵路警察談。另外，有些人我們發傳單給他，他就當著我們的面把傳單丟在地上。那時候因為我們第一次出去這樣子發，一定都會很錯愕，不知欲怎樣較好，但陳菊如果看到有人這樣的話，他就跟那個人說：「謝謝！」然後滿臉笑容彎腰去把傳單撿起來，繼續發給別人。像那樣的身體力行，也給我蠻大的影響，就是說這個理想如果是你真心堅信的，就不要怕被人拒絕。

陳菊

　　我和陳菊蠻早就認識了，因為她是郭雨新的秘書，我爸爸若去他們家看病、做什麼，在那裡會相遇。但是通常我爸爸去是帶我小妹，我是較大了，初中了在忙。有時候郭先生會叫她拿東西來我家，譬如說我們這些孩子們生日或是做什麼，她會代表郭雨新來。　

　　但是我和陳菊深交是1975年之後，她會主動來找我，那時候我大概是大三。她是在政大公企中心的圖書館工作，她在那裡認識一群教授，有時候她會把《台灣政論》拿去那裡，有時候我們若路過，也會去那裡看她。事實上我那時候還是個女孩子，家庭也較保守，外面認識的朋友非常少，反而是她幫我介紹的朋友較多。

　　關於我們新生代，那時候大部份都是靠陳菊在聯絡。陳菊事實上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工作者，她很清楚知道把這些人拉在一起。她有一種天生的熱情，以及對理想實踐的原動力，所以郭雨新身邊有很多助手，但只有她變成政治的組織工作者這樣的角色，然後不斷地成長。那時候事實上她只有世新畢業，我認識她時他已經可以坐下來跟一些外國記者或教授侃侃而談。在高壓統治的時代，她是結合老、中、青三代的靈魂人物，譬如說她跟雷震他們有她的交情，還有像康寧祥那種中生代，還有像我們這樣子的新生代，他都有辦法。譬如說她帶著我們去找郭雨新談，帶著我們去康寧祥家，或者說一些國外的記者來，她跟他們談的時候，會帶著我們一起去。

1975年的選舉跟1977年的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上的分水嶺

　　談到1975年選舉，事實上我對國民黨的作票從小就知道，我那次也預計他們會作票，況且選區這麼大，我們光只是發傳單，就簡直是無從著手，所以很難顧票，很辛苦。再說那個年代的選舉跟現在不太一樣，那時不像現在這麼熱烈活潑，演講也是很溫和。等於1975年的選舉跟1977年的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上的分水嶺，1975年那戰是台灣比較老式的選戰最後一戰，1977年開始有大字報，開始有比較組織化、正規化的戰略、戰術。可能是大家對1975年那次選舉的檢討，所以有這樣的轉折。1977年時，像姚嘉文、林義雄他們針對1975年的作票，他們在宜蘭就喊出抓鬼部隊。就是要告訴民眾：「你們投下這一票，我們來幫你們保票！我們來做計劃保票，大家來配合。」許信良他們在桃園那邊，就是用歡樂氣氛，打破國民黨這種恐怖。有大字報，把一些比較禁忌的東西，可以公開這樣弄出來，製造選舉的熱潮，就是說用現代化的文宣方式。1975年六十四年那次事實上是傳單已經比較進步，但整體策略還是很老式。所以我對1975年六十四年那次，本來一開始就覺得很悲觀。

　　因為1973年監委選舉國民黨已經向青年黨下令說：「監委選舉留一席給青年黨，但是除了郭雨新以外誰都可以。」這就表示國民黨已經把郭雨新看做眼中釘，從五虎將一個一個凋零之後，郭雨新這麼多年都沒有跟他們合作，他們在生意上打擊他、封殺他，他還是不和他們合作，他們就將他去之而後快。那時我聽說本來余陳月瑛和蔡介雄欲投給他兩票，但是因為宜蘭縣的兩個國民黨的省議員都說謊，對外都說欲投給郭雨新，所以郭雨新乾脆就零票。所以林義雄在選省議員時，就用這個打國民黨的兩個省議員打得很兇，說：「我們自己人欲選監委，結果自己縣的省議員票都賣給國民黨！」監委選舉時，國民黨已欲去之而後快，何況是這麼大選區，他們作票就將你作掉。

　　那時候我是覺得很悲觀，但是仍然是去助選，所以那時候我在總部看到邱義仁，邱義仁是第一次助選，他沒有參與很深，他只是被一個朋友拉去監票，他當場看到人家把郭雨新的票唱成別人的票，又被警察推倒坐在地上，他回來非常氣憤，氣憤到滿臉通紅，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奇怪。我的意思是國民黨本來就會作票，有什麼好那麼生氣。事實上，我自小時候就常常瞭解這些事情，有些人是第一次知道。1975年那次對很多人而言，就變成了成人禮。包括對林義雄、姚嘉文他們都是。選後，我們新生代有時候在一起聊天。這些新生代有吳乃仁、吳乃德、林正杰、邱義仁、史非非、蕭裕珍、謝明達。蘇煥智是選後邱仁義仁找出來的，1975年選舉之後邱義仁有去找一些台大比較年輕的。邱義仁很早就展現出他有一種比較現代化組織的觀念和作法，他會找一群年輕的人，然後想辦法把他們聚在一起，當然都失敗，但那些失敗的經驗就變成新潮流前身的經驗。新潮流事實上也是經過幾次的失敗，邱義仁比較早期的組織，就是從一些年輕人開始，那時蘇煥智也是其中之一，邱義仁嘗試用一種比較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純粹閒聊，或者是聯誼性。

1977年地方自治選舉

　　1977年選舉，我是去幫張俊宏助選，因為張俊宏較無人幫忙，陳菊就帶我到張俊宏那裡。這次選舉有一個特色，就是很多年輕人都跑出來了，像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對民眾而言，地方上有少年人出來，而且他們可以把民主的理念講的深入淺出，那就是一種教育和喚醒的工作。那跟他們這些年輕人，更有表達能力，更能和現代的脈動接近也有關係。譬如說張俊宏那次說：「我們南投兵最好管，南投的建設最少，這是過去我們南投人都很溫馴，南投選出來的政治人物都很不敢爭取。這是過去的事情，現在我已經站出來了。」他舉一些民主政治的例子，現在聽起來是老生常譚，但在那個年代就很震撼！譬如說一塊石頭和一粒鑽石，當然欲選鑽石，大不一定有用。又說人家瑞士是怎樣，我們是怎樣。做一些反洗腦的工作。國民黨長期灌輸台灣人那種台灣無用論，一切的拯救都要靠大中國，他們這些年輕人做反洗腦工作，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講到深入淺出，人家聽得進去。再加上中壢事件的爆發，全島很多作票作業可能都喊停。因此這次選舉得到空前未有的勝利！

　　因為1975年的作票，民眾就有意識，感覺說：「我不但投這一票，我還要去保護我這一票！」大家已經普遍有保票的意識。譬如說許信良那次就說「為民主守夜」，製造保票的氣氛，喊說：「作票就是匪諜，可以抓出來打！」林義雄這邊是「捉鬼大隊」。張俊宏那邊在最後一場政見發表會裡，我們聽到一個老師跟我們偷講，他說：「他也會投給張俊宏，但是無用，因為他們都是投票所的監票員和主任，他們都接到指令要作票。」張俊宏因為上次在台北市議員已經落選，他不堪再落選，他非常緊張，因此我們就開始調人、集合，做監票的工作，都是非常倉促的，但是呼籲的時候，真的就很多人志願來監票。那一次的作業當然很混亂，那時候我們連一個投開票所兩個監票員都做不到，就一個而已。事實上那是很冒險的，等於那一個人都不能離開那裡，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包括你臨時要把便當送去給他，都搞不清楚，有時候便當送到現場去，卻找不到那個人，然後那個人又打電話過來說他都沒有便當吃。一塌糊塗！但總算可以看出民心的向背。就是說你呼喚要保票，很多人都跑來自動要監票。民眾經過不斷的教訓，他的某一些東西會慢慢開竅，慢慢覺醒。

林義雄的秘書

　　1978年我做林義雄的秘書，他回來宜蘭，我就跟他走。他希望我當他的政治助理，有點扮演陳菊之於郭雨新那樣的角色。有些時候他不能夠出面的場合，我出面代表他去那個幹部家裡去，就有這樣的意思。但是那時候我太嫩了，剛大學畢業，個性也比較內向。他的《從蘭陽到霧峰》是我幫他做的，一方面把他選舉的錄音帶整理出來，另外我跟他到省議會，在旁邊看，也幫他把資料整理出來。

　　林義雄剛開始當省議員時，事實上接掌的是郭雨新獨自撐了二十年的店，中間雖然有一些人可能接班，但張光熾過世了，賴茂輝出問題。結果林義雄1977年選的時候，那是一個都無人欲選的時代，那個時代是誰選舉，誰倒楣的時代。等於要單挑國民黨，走不歸路，這麼一個心境。所以林義雄是在郭雨新出國之前，帶他去拜訪一些人，然後他選，就上了。選上時，事實上他和這些老幹部長期並沒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是1975年郭雨新選舉時掛名做法律顧問，但也只是掛名而已。在打官司的過程中，發現這個司法制度實在大有問題。他東看西看愈看愈不對勁，才跳下來。1977年他當選之後，用很多時間在拜訪郭先生那些老幹部，就是說欲尊重他們，欲讓他們瞭解，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他等於是空降部隊，但事實上他承襲的是一個過去這些前輩的東西。所以那時候他回來〈他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回來〉，譬如說禮拜六服務，禮拜天就出去拜訪，譬如說今天跑五結、冬山，下個禮拜就跑三星、蘇澳，叫人帶他四處拜訪。事實上在郭雨新先生的時代，他跟一個幹部可能一年見一次或兩次面；但在林義雄時代，和這些老幹部可能一年見好幾次面，對他們來說，感受就不一樣。他差不多這些老幹部都安置差不多時，就開始欲找一些少年人，欲慢慢叫他們招一些朋友，面對面的談。但是他剛這個階段進行沒多久，美麗島事件發生，就中斷了。

他那種士紳從政的風範，從他很多待人的氣質中就可以看出來

我爸爸是他的私人醫生，所以事實上我對他的瞭解，一開始並不是從政治裡面入手，而是一個長者。他待人非常寬厚、非常有名的孝子。後來回想起來，他算是他們那個時代士紳從政非常典型的最後代表。他那種士紳從政的風範，從他很多待人的氣質中就可以看出來。譬如說他對朋友家人的照顧，像我們小孩子生日，他就會叫陳菊送蛋糕來；我們考上聯考，他都會叫人家送東西過來。那時候我們就習以為常，認為這個東西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這樣，後來才發現事實上是他特別細膩，用一種非常細膩的方式來對待他身邊的人。跟他接觸的人覺得他非常溫文、很和藹、很君子。後來我當林義雄的秘書，跟著林義雄去拜訪很多樁腳，他們對郭先生那種待人接物、人際上非常溫暖，都還非常懷念、津津樂道。可能那個時代，領袖的地位和民眾的落差較大，所以也顯得特別崇高。譬如說他一年去他們家一、兩次，大家就很感動。可能他孩子時代困苦，對人心理上需要特別溫柔對待的地方，他也感受能力特別強。譬如說他遠遠看一個人過來，他知道這個人認識他，但是他一時叫不出這個人的名字，他會先問旁邊的人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然後就叫：「啊！黑狗兄最近好否？」大家想說他到現在還記得我，感覺很感動。

一個政治領袖，或是歷代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的風範，會變成這個社會的心靈資產

　　在那個時代國民黨和在野勢力的對抗，意識形態那個成份並不那麼大，事實上只是一個很基本的民主要求，對抗一個中央極權的東西。所以等我做林義雄的秘書時，和林義雄回來，跟很多椿腳見面時，我就發現這些樁腳在現代化的組織裡面，如果要變成組織的幹部的話，都不是這麼結實的組織幹部。

　　當時，我以一個很年輕，才剛大學畢業的觀點來看這些老一代人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好像郭雨新先生留下的樁腳，年輕的非常少。後來我才發現事實上在那個年代裡面，只要有比較年輕的人，在地方上敢追隨這種在野力量的話，很容易就會被拔除掉。國民黨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迫害你、打擊你，所以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在這麼高壓的狀態之下，這麼多年來他維持住一個看似鬆散的組織，事實上就已經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我記得我爸爸以前曾去看他病，我爸爸在他們家的壁角仔看到一個包袱仔，我爸爸問他：「那是什麼？」他說：「那裡面放一些內衣內褲和隨身攜帶的東西。」他隨時準備要被國民黨抓走。那時候我爸爸非常感慨：「一個做反對運動的人，每天都隨時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宜蘭縣雖然在那麼大的壓力之下，而且他本人又住在台北，他這樣卻可以維持在宜蘭幾乎像國王一樣的地位。

　　事實上，這和在蔣家全面控制的時代，他能夠不屈地撐住某一些原則，也蠻有關係的。　　　

　　所以後來我在反六輕的整個過程中，就深深體會到，宜蘭縣有一個外縣市所沒有的資源，就是說你如果去看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幾乎他們的政治人物都曾經有背叛過民眾的記錄。也就是說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幾乎都可以找到從民間產生自主的（我不是說安排的）、經過民眾信任，而取得領袖地位的人，最後變節出賣民眾。只有宜蘭沒有。宜蘭就從郭雨新、林義雄這樣下來，每一代經過人民同意、自主性的或者是跟國民黨控制之下整個政治力量對抗而取得人民信任的政治領袖，從來沒有一個在大節上（當然人不可能都不犯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犯錯的可能，但是那個錯，犯的話，可能是技術性的）曾經背棄過他的人民。　

　　所以當我們在推動反六輕的時候，我就發現說，當我們用一個理想來呼籲民眾，用愛鄉愛土這個理想來呼籲民眾的時候，民眾都願意來響應這樣一個理想和呼喚。但是在其他縣市，我們就發現一個非常有趣，譬如說我們和其他縣市的環保幹部交換意見時，他們曾跟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去鄉下和人說反六輕的問題時，就讓人對面回一句，說：「你們不用再來跟我們說，你們都和某某人一樣，都說好聽的，實際上欲騙我們。」那時候我就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感慨，我們在宜蘭從來沒有被人家懷疑過這一點，他們頂多是懷疑你們是為反對而反對，他們絕對不敢說我們這個欲騙人。

　　所以我感覺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宜蘭縣一個很寶貴的資源，這個資源就是剛才說過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一個人格和風範。所以那時候遠見雜誌欲做宜蘭專輯，我就跟它的編輯說：「事實上我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或是歷代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的風範，會變成這個社會的心靈資產。」這是我在宜蘭縣很深去體會到的，我也感覺說這是郭雨新留給宜蘭縣一個很寶貴的資產。

　　因為在那個時代，他一個人獨撐這麼多年，獨撐幾十年，撐到1977年林義雄來接這個棒。他1975年立委選舉失敗，那是一個非常慘烈的失敗，但是從那個失敗裡面，就像浴火鳳凰裡面誕生了林義雄。林義雄之後又接著游錫堃、黃煌雄、陳定南這樣下來。我是感覺說，這個東西外界看起來很自然、很漂亮的一個接棒，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所辛苦撐住的。就是說黨外也好、民進黨也好，它這個力量在宜蘭縣像是一個百年老店，這個老店的產品大家有信心，但是這個老店的招牌，事實上就是郭雨新打下來的，也是他一個人獨自維持二十幾年，讓這個木頭招牌變成金字招牌。

　　像我們當年在反六輕時，一個我們當年剛成立沒多久的團體，我們就在宜蘭縣辦十幾場大型的演講會，事實上我們所運用地方的脈絡和管道，就是郭雨新時代留下來，經過游錫堃、黃煌雄、陳定南他們耕耘。大部份是那個老的，然後一個老的管道裡面有一些新的人跑出來，這樣子集合起來的力量，由那個最初的幹部下去發掘、動員、宣傳。在郭先生那個時代，留給現在宜蘭人最重要的，我是感覺就是在國民黨的各種利誘之下，他並沒有出賣過宜蘭的民眾對他的付託。

郭雨新與國民黨

　　郭先生早期出來從政時，國民黨內部的力量還不是非常穩定，可能連帶他們對外的關係也不是這麼肅殺。所以早期郭先生跟國民黨的關係，事實上那個對立並不像後來那樣必欲去之而後快。譬如說他早期還可以經營很多事業，那關係也無這樣緊張，他和國民黨一些資深的成員，透過郭氏宗親會，都還有一些不錯的關係。

　　但是後來隨著國民黨對內部及社會控制加強，他們就慢慢把一些看做異己的人，必欲去之而後快。我聽我爸、媽說，到後來國民黨怎麼封殺他的事業，譬如說，他跟人家談妥一筆生意以後，國民黨又派人去跟那個人講：「我們提供同樣的貨，但是價格更價宜。」叫他取消跟郭雨新的契約，封殺他所有的事業。國民黨嚴厲控制整個，打擊異己，還沒成氣候的，國民黨儘量抓去關，一關十年、二十年，關到年華老去、精力全無；對那些社會上已經注目的領袖人物，國民黨就是不斷封殺你的財務，弄到你坐困愁城以後，再誘之以利。

民主運動的深層動力　

　　宜蘭縣，第一，它地形封閉，所以民眾的社區感很強。譬如說你說到宜蘭人，他就很清楚，知道是從頭城到南澳或者說蘇澳，他是一個本居地印象很清楚的。再加上一些社會心理的因素，譬如說日本時代它築鐵路、開山洞，宜蘭人出外回來時，他山洞一過，看到龜山島，他就知道他回來到厝裡。或者說日本人開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之後，遠遠就可以看到整個蘭陽平原，所以我感覺很趣味是說，在台灣全島很少其他縣市的人，自小就可以常常有機會俯看自己的故鄉，那種感情和欲懷抱故鄉的感覺，特別會和別人不一樣。另外一點，從人文、過去的歷史所留下來這些東西，多少一定會影響到一些人，這些人默默地結合會變成社會上的精神網路，這精神網路比較會願意去主持正義，不去附和當道、堅持一些東西，這是這一個老店，能夠在慘淡經營之下，還能夠默默支撐的一個動力。

1993.04.12 陳碧山先生訪問紀錄 收錄於張文隆《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陳碧山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12日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　陳碧山住處

受訪者：陳碧山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

世居蘇澳

我是1929年出生，在地人。祖先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搬來這裡，聽奶奶說蘇澳有二十八戶的時候，我們就住在這裡，都無搬動。我蘇澳國民學校畢業，再讀兩年的高等科，就去屏東做飛機，終戰後在花蓮退休，就這樣回來。回來就做生意－賣餅、賣水果、ㄊㄧㄡˋ米、捉魚、做海產。我也曾做國民黨的工作，我擔任了蘇澳郡國民黨的幹事，差不多有六個月。當時盧東白來這裡組織國民黨。但是，陳儀被抓去時候，有一個郵便局長李應存，他就跟我說：「不可去做國民黨的工作，國民黨在敗了，你若再做那個，以後抓黨員，你就會被抓去！」於是，我就退出國民黨，不然，我那時一個月領一百斤米、三百塊。我做國民黨的工作時，原來的生意也還有兼著，其實我是不用辦公啦！當時黨員好像只有三十五、六個的樣子，馬超群跟我說：「你不錯啦！這兼職的而已，你兼一下。」我當時是辦登記資料。因為我做沿海巡邏隊的隊長，所以他叫我去做。隊長我做三年，後來跟派出所一個姓丁的主管鬧翻，我就這樣不做了。以後我就做海產、賣餅、開文具店，就這樣不曾再做政府工作。我當時做合昌鹹乾魚加工廠做最久，那是我們幾個股東開的，掛我的名字。那中間也曾做過南方澳海水浴場，也是股東。後來就做代書，做了二、三十年，都無專門在做，現在才有專門在做。我弟弟抓珊瑚，我也有幫他忙。

1957~1968年省議員選舉

我鹹乾魚加工廠在1956年被人倒了，原先是拜託陳火土，他說倒我的那一個人是台灣省刑警部隊的隊副，他沒辦法，後來才去找郭雨新。郭雨新於是去找郭國基，郭國基就這樣帶我們去找警察局長。那個警察局長剛從高雄調上來，郭雨新說：「我不怎麼熟。」就這樣我們一大群人經由郭國基去找那個局長，他才下令台北市刑警隊第一組專案去辦，鹹魚才討回來。我就是那時跟郭先生認識。

1957年，郭雨新欲出來選省議員，我們就是整群人這樣下去幫他助選。每逢選舉，國民黨說：「為什麼每次選舉都拼不過郭雨新？」南方澳仔的資源都在郭雨新。當時我們那間的股東我大伯、許新焰、林屘等四個，吳石吉那間有兩個股東，阿福伯仔那間叫協隆興，協隆興有三、四股東，我們全部十幾個人就下去幫郭雨新助選，歷來都無輸國民黨。女工我們那間用三、四十個，阿吉仔那是用十幾個，協隆興是二、三十個，湊湊就整百個人，當時南方澳仔才多少人口。可以說近三分之一的查某人都在工廠。平平同業又傳下去，說郭雨新真好人、真好人，他的票源是在這裡。1957年開票起來，票被郭雨新拿真多，國民黨找無，說：「嘿！到底票從哪裡來？就無看人在運動。」

　　1960年國民黨抓林振炎出來，在宜蘭市中央市場那裡辦吃飯，大家都去跟他吃，「吃振炎，蓋雨新。」當時是無買票，但是都是用吃的。

　　1957年蘇澳區的負責人是李復興，他在做齒科，他是郭雨新宜蘭農林學校的後輩。郭雨新的發展是在宜蘭農林學校的系統下來，他都會找那些農林學校的，他那時是做校友會會長。1957年我是做聯絡員。1960年選舉，負責人，名是掛李復興，事實上都我下去偷做。當時地方上我們不敢怎樣運動，你若稍微運動，真危險！所以國民黨找無人，原因就是在這裡。我去到南方澳就喊一下，說：「這過去我們的恩情人，要跟他幫忙。」大家ㄑㄧ、ㄑㄧ、ㄘㄨˋ、˙ㄘㄨ…自然ㄘㄨˋ去啊！那時無看到運動員，欲哪裡看運動員？那時欲發一張傳單，就都是用掩的啊！驚人看到。1960年是有租鐵牛仔去跟他助選，那時陳甲春在拿麥克。我這裡住久，親戚多、同窗多，還有事業關係認識的朋友，喊下去，票就是這樣出來，都用偷說的。就說：「郭雨新真民意代表，都會為窮人打拼。」直跟他宣傳。真的，郭雨新做事情也做得相當熱。在省議會十九年次這段，大家都知道。基層的主要吸收人心，就是每年的春牛圖。風颱、大水都會跑回來看，有一次風颱，五間尾仔那裡整排厝都倒去，他回來看，去省政府爭取，那些人也相當跟他支持。

　　1963年跟1968年這兩遍的選舉，無那麼激烈，就真輕鬆，變自由這樣他們兩個隨人去競選。那時陳火土事務所是弄在郵局邊仔這裡，郭雨新是弄在宜蘭。陳火土都發動地方這些士紳去外鄉鎮真打拼在運動，郭雨新是叫仕溪仔來這裡拉票，那時就無什麼真激烈。

1975年立委選舉

立委那遍就真拼，當時我在台北跟他幫忙。那時我跟黃信介和郭雨新三個，就去拜訪台北縣。黃信介帶路，也有去三角湧那裡，拜訪一個黨外曾出來選縣長，叫陳×本；也有去鶯歌啦！在籌備的時候，就去拜訪。

我就在說這個游耀長，那次欲出來選立委的時候，我剛好跟郭雨新在浚利的辦公室，上午差不多十點多，游耀長和他一個朋友入來。這件事情後來我曾說：「游耀長這個人不能牽哩！」他當時入來〈他以前就曾跟郭雨新競選一次省議員〉說：「郭議員，你這次出來選立委，一定會當選，你以前林家的管家，台北縣你真有票啦！你若欲回來宜蘭選，我一定跟你幫忙！」他的朋友靜靜在那裡聽，郭雨新坐在浚利的大隻桌仔〈他那時買一隻船仔〉。後來郭雨新出來選，游耀長跑去跟邱永聰助選，拿麥克。游耀長這個人三進三出國民黨。

本來「中壢事件」不會發生，要在宜蘭發生。那時在宜蘭市西後街三十號，郭雨新、黃信介、洪成實、木火仔、我啦！陳菊那當陣還是孩子。頭前是圍到擠擠擠，一跟它看這邊透到那邊，一直到現在的電信局。那是選舉完那晚。後來那計謀是我想出來，大家才無在那裡爆發。郭雨新那時都愣住了，黃信介也不會主張，洪成實也不會主張，木火仔也不會主張。大家都來圍事務所，說欲去縣政府，欲去警察局，欲去地檢處，這樣直喊，嘩嘩叫，好幾千人，那全是人。我跟郭雨新說：「現在人這麼多，這不散，欲怎樣？」郭雨新真仁慈，想無步，說這些人欲怎樣讓他們散。大家在那裡商量這事情。我就這樣跟他說：「這些人跟移去中央市場，跟他們說郭議員欲去那裡說給人聽，不要說一下手去圍警察局、縣政府跟法院。」那時他們裡面大家就在商量，說若去圍，就一定會打，這會死人。陳菊就拿一隻椅子，站上去說：「你們這些，郭議員等一下欲去中央市場說給我們這些聽，說欲怎樣辦，我們大家都來去中央市場。」後來那些人就都過去中央市場，郭雨新又差不多慢半點鐘才到，因為人還在移動。郭雨新說：「無要緊，我落選無要緊……」那場才無在宜蘭發生。後三天遊行，說：「郭雨新當選！郭雨新當選！」那人才多，那一、兩萬人，遊行到邱永聰家的門前，將他的布條就這樣拖落來跟他踐踏啊，邱永聰躲起來。那時我做頭，我喊號令的，叫他們那些牽手、牽手，郭雨新走頭前，我在喊聲，那時我較勇，我三、四十歲當勇。

郭雨新立委落選之後，還有跟我們來往。選完之後，他真灰心，常常說：「來做生意好啦！政治不能參與！全騙的。」去美國之前郭雨新帶林義雄跟高鈴鴻出來在熟，就是在培養林義雄跟高鈴鴻。高鈴鴻本來欲選縣長，後來讓給李鳳鳴，他無跟他選，他說縣長難選，就這樣讓給李鳳鳴，才下來選國代，後來只林義雄選省議員而已。

郭雨新與我

那時政治的事情都常常在台北集會，顏明聖啦！余登發啦！都常常做夥，我也常常做夥。我若去台北，閒就跑去他那裡坐，他若回來就招我說：「來去繞，來去拜訪。」彭明敏出去之後，那時真嚴，郭雨新若來，無人敢讓他去他們厝。這裡以前有一個開金仔店叫陳里仁，我帶郭雨新去他家，一進他家，他跟郭雨新這樣說：「郭先生，我的選票會給你啦！好心你不要來。你若來之後，我真壞！這些警察、調查局會來跟我問東問西，我生意人真難做事情。」這樣當面跟他拒絕，我親自在那裡。那國民黨的壓制，看多厲害，若去到哪裡，拜訪哪些人，馬上去找那些人。郭雨新大部份是過年回來拜年，差不多初一到初五，繞宜蘭縣，每年都有來招我去拜訪，蘇澳一帶都我跟他帶，也帶去大胖通仔那裡吃飯啦！羅文堂、許文政那裡吃飯啦！

我跟郭雨新做夥，是看說外國是民主、有選舉，國民黨都歪哥，郭雨新較正派，老百姓就要靠他去說一些老百姓的困苦。我就說：「這個絕對要跟他扶！」意思是這樣而已，無什麼厲害關係。像說有時去台北，曾用所費用得不夠，一跟他借五百塊，我也是都還他，我不會去跟他揩油，顛倒都跟他支援。因為他對我有人情，海產被倒去拜託他。後來調查局、警總的來跟我問，我也是說：「過去，他跟我幫忙啊！現在他欲選舉，我一定要跟他幫忙回來。」我是這樣跟他們答覆。他們黑名單的紀錄也寫說，我魚仔讓人倒去，就是郭雨新幫忙。不是思想問題，才無跟我抓去。其實我是有思想問題。

選舉時，我跟郭雨新助選，也都用我自己的所費，都不曾跟他拿錢。我跟郭雨新拜託的是，一次我們家對面好朋友的女兒欲應徵銀行，我拜託他一次；跟一個羅東地政事務所臨時雇員，去考銀行，說要省議員介紹，我拜託他。我跟他做幾十年的朋友，只拜託他這兩次。郭雨新對一般民眾的服務是這樣，有冤枉去找他，他都會幫忙。像說蘇澳以前曾發生一件案件，就是被警察打，郭雨新我去投給他聽，警察局馬上派人來。地方若有什麼，他們這些就都陳情，郭雨新就去做。春牛圖是他宣傳的資料，選舉到的時候，人說：「哪一個是郭雨新？」以前欲看一個候選人無那麼快，只聽名而已。就有人回答：「你不知道壁角仔那就是郭雨新？」春牛圖有這個好處，這是我的感覺。

郭雨新政治資源就是在農林學校系統出來，這一點；第二點就是郭雨新他的人清白；再來就是他無看不起赤腳、窮人。我魚仔讓人倒去，都無跟他熟識，我就是翻電話簿仔去找郭雨新，那時火燒腳後跟，找無人，去讓刑警隊的隊副倒去。

大家若較有關心政治，是知道國民黨結黨生存，在歪哥。郭雨新，國民黨打他不倒，主要是好央叫，無看你是誰人。再來就是國民黨有設這選舉，有里長、代表選舉，一些較愛說話，無聽話的這些，去讓國民黨跟做步去。像蘇澳就有一個例子，第三屆的鎮長選舉，有一個林明義，他跟林萬福選鎮長，就是去讓國民黨做步，因此自這樣厭恨國民黨，若說到國民黨咬牙切齒，拿錢助戰誰，一定是助戰黨外。若選舉以黨外的身份出來選，一定會讓國民黨欺負到，這些人就都真不滿。平時，我們這裡是說抓扒仔，就是說跟他們國民黨內底有交情的，跟警察、治安機關有交情的，若有什麼事情、糾紛，他們就仗勢欺人。到現時是國民黨用錢買票大家看有，說：「這欲吃老百姓的血！」國民黨買票盧纘祥那時就有，我做義防警察隊長的時候，我就分有到，我帶整大群去溪底郊遊。他們就是這樣，可比你有關係，就說便當錢跟煙你拿去，是無分給一般的民眾。後來就是說若有去跟他幫忙，這次多少，有關係的人就都有，那工作人員就都有。再來就用買票的，就送味素粉啦！肥皂啦！這在小區域的選舉開始生出來。我看選舉的過程是這樣。

郭雨新離開台灣前，有跟我說：「我欲離開台灣，你過去是國民黨黑名單五十六個其中之一，不管時國民黨欲跟你網去。國民黨若欲倒的時候，好像人欲死，燈火返光那時，你就要稍閃一下，不要那樣勇，若那麼勇，你就危險。我若來去外國，無辦法可以跟你幫忙，你要注意注意！」我就開始注意國民黨的行動。

郭雨新的運動員都順然自發的社會貢獻者，以及一些是受國民黨欺負的人，這些自然而然這樣發出來。跟現在不一樣，差真多，現在有些是較巧、較野，就欲來偎索仔分錢。以前是都有犧牲奉獻的心態，現在都有一種政治投資，自己算自己的前途。算自己的前途是無不對，但是他這是欲用民進黨的資源。

國民黨就是用「知情不報」這四字在跟人修理。他就是先抓在聽那個，說那個人才抓第二個。用「知情不報」這樣嚇的！大家就說誰人就是去某某人那裡，某某人在說國民黨怎樣、政府怎樣，被抓去呀！你們的朋友就說：「嘿！不可以說。」有些不敢聽呢！讓你們大家嚇得要命。一些老前輩，比我們多歲這些，無開化的，說：「不可以說！不可以說！」二二八事件的事情，以前也都不可以說，那事實他有看到，他也不敢說，一些政治的事情都不敢說，說：「嘿！誰人以前在那裡說，誰人跟他的朋友就抓去……」像說宜蘭我現知道，那二結的紙廠，和我一個好朋友姓莊的，他是宜蘭市人，他們同窗的，去讓國民黨抓七、八個去。那裡面說一個有跟共產仔說有什麼來往，不知真的還是假的。國民黨就是用這步高壓手段在跟你修理，號做白色的統治。這我是都知道，國民黨仔壓恨我無法，這我現在才愛說，否則，我……

以前郭雨新曾說一句這種話，差不多三、四十年前說的，說：「我們以前滿清時代，三戶飼一個滿仔，現在我們台灣人三個要飼一個蕃仔，稅金跟我們課這麼重。」他曾跟一個蘇澳的紳士，走路沿路走，沿路說，那時我較少歲，我靜靜聽。郭雨新做事情真謹慎，說話也真謹慎，他的人不愛說話，他以前是愛吃那燒酒雞，若土雞仔去弄燒酒雞請他，他最愛。真隨便吃啦！他的人走到那裡，吃到那裡，不會裝紳士。做省議員的中間，麵店仔大小間蹲下去就吃，黃信介也曾跟他這樣，在像宜蘭那高低擔仔蹲下去就吃。他那樣的個性，大間也吃，小間也吃，不會說我們來哪一間吃，若叫他吃，他就吃，他隨便啦！真好款待。

1993.04.07 陳菊女士訪問紀錄 收錄於張文隆《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左起陳菊、張文隆

陳菊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7日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　菊之鄉日本料理店

受訪者：陳菊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張儷儒

「當時會去當郭雨新的秘書，完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的家族不願讓我念書，郭先生基於照顧同鄉後輩，因此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我1950生於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國小、三星初中、頭城高中畢業，十九歲以前我都在宜蘭。

　　從小我就知道郭雨新這個人，我們家族是郭雨新在三星相當堅決的支持者，大概每年過年郭先生都會來我們家拜訪。當時我們家族對郭雨新的支持，並不一定知道郭雨新是青年黨，不一定知道郭雨新的政治理想，而是因為郭雨新對農民真關心，在宜蘭的風評非常好。

　　1969年考上世新後，開始擔任郭雨新的秘書，會當郭雨新的秘書是有原因的。差不多1968年以後，台灣整個農村呈現極大的沒落，當時家裡的人希望我去教書，沒有能力讓我繼續念書。高中畢業後，我也小學教師檢定合格，到三星鄉的憲明國小教了幾個月，然後世新開學了，家人不願讓我繼續念書，鱸鰻仔叔〈註：郭雨新在三星鄉重要樁腳〉告訴郭先生這個情況。剛好郭先生當時的秘書離開了，郭先生就讓我去當他的秘書，就這樣一直到1979年初。所以當時會去當郭雨新的秘書，完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的家族不願讓我念書，郭先生基於照顧同鄉後輩，因此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我在台灣反對運動實質的和精神的領袖身邊擔任秘書，因為是他的秘書，然後了解反抗運動、了解黨外、了解政治犯，協助政治犯與政治犯的家屬，開始跟海外的人權團體建立關係、跟海外的台獨運動建立關係，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變成政治犯」

　　我在那裡當秘書，剛開始傻傻的，什麼都不知道，反正他是一個前輩，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開始認識一些人，知道一些事情，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對我衝擊最大的是，我發現郭雨新被跟蹤。原先我並不知道他被跟蹤，郭先生也沒告訴我，當時他住在農安街12-4號，對面是鑽石大飯店。禮拜天早上差不多八點半我就會到他家，郭先生要趕十點在中山教會的禮拜。一般他出門我都會送他到門口，有一次我突然發現他車子走後，對面鑽石大飯店馬上幾個人很緊張地尾隨著他。我就發現原來他出門有人跟著，那些人住在鑽石大飯店。我覺得我好像發現新大陸。郭先生回來時，我就告訴他：「郭先生，我感覺有人在跟蹤你！」他才跟我說，他怕我害怕，所以沒有告訴我。他問我會不會害怕，我當時不曉得這事情的嚴重性，所以當然跟他回答：「我不會害怕！」於是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強將手下無弱兵！」

　　當時我幫郭先生所做的工作，第一是選民的服務以及議會質詢稿的整理，第二是郭雨新人際關係的建立。郭先生若有任何對外事情的聯絡都是我聯絡，譬如在黑暗年代裡，他要和雷震先生見面，他們不會直接聯絡，郭先生必須找他很信任同時對方也認識的人，當時我常常做這樣的事。另外當時黨外運動人士包括張俊宏、陳鼓應他們要跟郭先生見面，大概都會透過我的安排。一個秘書要做的事，我都做了，因為我自己本身對反對運動的投入、參與，所以我所做的並不只限於一個秘書的工作。

　　在郭先生身邊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事。這時期剛好是郭先生政治生命開始衰退，跟國民黨的關係有很大的惡化。我想，我一直跟在他身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跟咱台灣人傳統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這性格是台灣農村很純樸的個性。因為郭先生的家族很疼惜我，好像我是他們的囝仔，所以這性格讓我不可能在人家較不好時，就離開。這中間我個人也遭遇很大的挫折。世新畢業之後，我本來在政大公企中心圖書館擔任編制內的臨時僱員，因為我又兼當郭雨新的秘書，黨外人士要找郭雨新會先來找我，政大公企中心因此變成黨外的聯絡點，校方在情治單位的壓力下就逼我辭職。

　　離開政大公企中心之後，我一直就擔任郭先生的專職秘書，我是黨外有專職黨工的開始。我在反對運動的核心，我在台灣反對運動實質的和精神的領袖身邊擔任秘書，因為是他的秘書，然後了解反抗運動、了解黨外、了解政治犯，協助政治犯與政治犯的家屬，開始跟海外的人權團體建立關係、跟海外的台獨運動建立關係，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變成政治犯。就是這樣一個脈絡下來。我變成很典型的專職黨工，反抗運動變成是我的專業，我一生都不會賺錢也沒興趣，我個人認為我生命當中比較大的意義是，從1969年到今天，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我都參與過，包括坐牢。

「我在郭先生比較沒落的階段在他身邊，看他在省議員要選不選當中很大的抉擇，這當中當然是很大的痛苦和掙扎」

─1972年省議員的退選

　　我在郭先生比較沒落的階段在他身邊，看他在省議員要選不選〈註：1972年〉當中很大的抉擇，後來就沒選，這當中當然是很大的痛苦和掙扎。郭先生所以不選的原因當然很複雜，當時年紀大健康又不好，信心和衝勁也比較不夠。另外，整個黨外面臨那麼大的壓迫，也使得他很難下決心。再來，郭先生重要的助選員，張光熾死掉，賴茂輝被抓去關，他在宜蘭的兩大支柱都沒了，一時郭先生會覺得相當的空虛，這對他來說也是相當大的打擊〈張光熾和賴茂輝早年在宜蘭非常風光，很瀟灑，口才相當犀利〉。當然決定不選，這樣的抉擇是痛苦的，但是他會覺得不如他省議員階段劃下完美的句點。因為當時我們也看出，國民黨對黨外運動是不擇手段，這樣選不一定會贏。像張光熾那樣死法也非常莫名其妙，在郭先生要選省議員前不久，他在台北中興橋被車撞死，郭先生哭得非常傷心，張光熾是他非常重要的助手。

「郭先生認為與其拿一票、兩票，不如零票落選」

─1973年監委的選舉

　　監委的選舉，當時國民黨掌握一切，我們認為沒有很大的希望，那種情形之下，郭先生認為與其拿一票、兩票，不如零票落選。監委落選當天晚上，郭先生回到辦公室，叫我們到他家裡吃飯，當時齊世英來到他家看他，在淒涼的感覺中給我們比較大的溫暖。

「我想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關係而使郭先生認識黨外運動的新生代，尤其他在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的關係而有很多年輕朋友加入，這是台灣的新生代第一次比較公開介入台灣的反抗運動」

　　

　　郭先生因為已經省議員沒有做，所以他的工作並不是很繁重，通常我每天都會去一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處理一下。我想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是，因為我的關係而使郭先生認識黨外運動的新生代，尤其他在1975年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的關係而有很多年輕朋友加入，這是台灣的新生代第一次比較公開介入台灣的反抗運動，這群人就是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田秋菫、謝明達、蕭裕珍、賀端蕃、林正杰、范巽綠、周弘憲、周婉窈，我想最大的意義是，這一批人在當年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就從此沒有再離開，即使屬於不同派系，但是他們到現在都還在為台灣的社會而努力。我覺得如果在郭先生政治生命晚期，我作為他的秘書，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比較有不同的意義，應該在於此。就是使台灣的新生代投入台灣的反抗運動，而他們形成一股力量。

「郭先生和《台灣政論》是一種反對運動命運與共的關係」

　　《台灣政論》〈註：1975年8月創刊，僅出版五期，同年12月即遭停刊〉是黃信介、康寧祥和張俊宏創辦的。張俊宏那時候非常落魄，郭先生非常疼惜張俊宏，在這些中生代的反對人物裡面，郭先生最喜歡張俊宏，和他的關係最好。郭先生和台灣政論是一種反對運動命運與共的關係，張俊宏是我的老師，我們非常支持他，所以在台灣政論創辦的時候，當時我還在政大公企中心，下班之後我去郭先生那邊晃一下，我大部份都去台灣政論。台灣政論當時候一群人在那裡，包括司馬文武、黃華、張金策等人，他們要找什麼資料，透過我在圖書館，或是我的很多老師在中央圖書館替他們找最好的資料。當時統獨沒有那麼對立，陳鼓應、蘇慶黎、王拓都是那個時候加入台灣政論。當時國民黨的壓迫比較大，統獨路線還沒有那麼鮮明，整個情勢的發展是共同對抗壓迫都來不及了，所以當時整個黨外都還是在一起。

「我想郭先生在立委選舉相當有意義的是，這些年輕人的投入、眷村問題的提出，以及台灣反對運動裡頭跟過去傳統不同的傳單宣傳方式」

─1975年立委的選舉

　　立委的選舉，我幾乎就是全心投入。原先要選不選，郭先生一直在躊躇，後來才決定要選。那文宣就是由《台灣政論》這一批人來做，郭先生那時候的文宣是非常新的。我們平常是在台北縣、基隆市，禮拜六、禮拜天就回宜蘭，記得有一次在南方澳，就有軍人出來公開發黑函，說郭雨新的女兒郭惠娜到中國大陸去，這不是事實，我們在那裡跟他們爭執，真沒道理！在演講會上我遇到林義雄，我說：「這實在是無法無天，真沒道理！」林義雄跟我說一句：「若那麼合理，我們就都回家睡覺就好了，這就不用咱來做。」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國民黨用盡所有的方法對郭雨新的醜化。當時令人比較感動的是，那批年輕人開始投入，當國民黨在宜蘭對郭雨新做很大的醜化，他們這些學生都穿台灣大學的制服，去宜蘭、羅東發傳單。早年而言，這是非常勇敢的！這次選舉有一個比較大的意義，因為林正杰的投入，我們開始談眷村問題，向眷村喊話，眷村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開始提出來，我們跟林正杰在板橋到他們的眷村被用棍棒趕出來。我想郭先生在立委選舉相當有意義的是，這些年輕人的投入、眷村問題的提出，以及台灣反對運動裡頭跟過去傳統不同的傳單宣傳方式。

　　投票當天我在宜蘭的競選總部，從早上差不多十點開始，就不斷有人打電話來說哪裡作票、哪裡作票。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內心就覺得不樂觀，我們知道我們有實力，但是國民黨會不擇手段讓他落選。當天傍晚我到壯圍一個投開票所，因為支持者打電話來說：「你沒來不行，做票做的很厲害！」我從一百八十幾票的廢票當中，還撿出郭雨新差不多六十幾票的票。我在壯圍跑了幾個地方，都是旁邊的人都包圍，快衝突了，我才趕到。我說我是郭雨新的秘書，要求重新驗票，他們才肯讓我驗票。但是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沒有希望，我想一個晚上我頂多跑三個地方，我怎麼可能其它的鄉鎮我都跑。

　　當大家得知郭雨新落選時，有一群人很憤怒，就跑到我們宜蘭競選總部，問我們該怎麼辦，說要去包圍選委會。當時一堆群眾就逼我，說：「你們是怕死喔！不敢去反抗。」坦白說，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的查某囝仔，我也沒有那樣的經驗，我不知如何處理。我打電話給姚嘉文，他說，群眾可以去表達他們的反抗，但不一定要我來帶領。當然，群眾會要求我們帶他們去反抗。由於郭先生落選，氣氛非常低瀰，一些前輩都不在現場，競選總部就只剩我一個猴囝仔和幾個前輩，我不知要怎麼處理。那幾個前輩也因為情勢和過去完全不一樣而不知如何才好。這些群眾要求我們一起去，也有一些群眾反對我們去，我們去會讓人感覺是我們帶領的，所以群眾之間好像也有不大一樣的意見。後來有一群人跑去選委會，被用消防車給噴走，有人就又跑回來，非常憤怒，感覺公然作票到這種程度。當晚一直到凌晨一、兩點才結束。

　　三天之後謝票情形令人非常感動，我自己都非常感動，宜蘭人對他的那種不捨、瘋狂，鞭炮一直放，我的耳朵都已經受不了了。群眾的情緒非常不滿，一直喊：「郭雨新，當選！」「郭雨新，當選！」……

「郭雨新代表台灣反抗運動的正統，《台灣政論》就是反抗運動正統的延續和擴展，這是國民黨所要斬斷的」

─《台灣政論》的停刊

　　《台灣政論》的停刊，是由於邱垂亮的一篇文章。其實哪一篇文章都只是藉口，國民黨發現台灣政論的影響力，就想扼殺，台灣政論因此被停刊。停刊不久，黃華就被抓。郭雨新所代表的台灣反對力量的正統，經過那麼多的波折以及郭雨新的落選，但是這個力量還是沒有被消滅，這個力量還隨著《台灣政論》不斷擴散和成長—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擴散和成長，而他們應該是一體的。《台灣政論》也表示台灣反對運動在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台灣人開始擁有雜誌來表達他們的言論自由，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改革以及民主化的追求。郭雨新代表台灣反抗運動的正統，《台灣政論》就是反抗運動正統的延續和擴展，這是國民黨所要斬斷的。郭雨新的落選與台灣政論的停刊時間非常相近，他們認為像郭雨新在地方上這麼有實力的人，這麼高聲望的反對運動人士，國民黨都可以讓他落選，國民黨當然也可以對《台灣政論》停刊，他們認為要斬草除根。

　　1975年立委落選後，我們非常挫折，感覺很痛苦，一直到1977年中壢事件才是回復黨外元氣的重要開始。那兩年期間，大家非常低迷，張俊宏被二十四小時跟蹤，楊金海、嚴明聖、白雅燦、黃華被抓，我們呈現在恐怖當中，不知道下一個會輪到誰？當時黨外覺得非常鬰卒。但私下我和邱義仁他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有什麼事情我會去找他們一起做。《台灣政論》被停刊後，張俊宏辦《這一代》雜誌，邱義仁他們都有參與，我常常去找他們寫文章，黨外當時有什麼聚會，我都會找他們一起來，或者這些年輕朋友本身也會有一些討論，甚至很難得有國外來的文章，《七十年代》也好、《台獨月刊》也好、陳隆志的《台灣獨立與展望》都透過我的手傳給他們看。當時的情境可以說很可憐、也很刺激。當時由於我在郭雨新身邊，所以有很多外國朋友、外國記者偷偷帶進來給我們。我只要拿到一個東西，我的年輕朋友全部可以看得到。當然也出過好幾次紕漏，被學校抓到等等。我們早年所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一直維繫到今天，相當了解彼此的個性，互信的基礎非常穩固。讓我們覺得振奮的是1977年的選舉。新生代也投入這一次選舉。我是在南投替張俊宏助選，田秋菫在宜蘭替林義雄助選，林正杰、張富忠他們在桃園許信良那邊，邱義仁是去雲林幫蘇洪月嬌。

「省議員退選、監委零票落選、立委被作票，他的政治生命已被打擊到極點。那一段時間他當然是很鬱卒，感覺到老了，因此一直很想出國去看他子女」

─1977年郭雨新流亡海外

　　

　　省議員退選、監委零票落選、立委被作票，他的政治生命已被打擊到極點，《虎落平陽》的出書，讓他感覺這段歷史至少被記載。那一段時間他當然是很鬱卒，感覺到老了，因此一直很想出國去看他子女，他已經十幾年不能出國。當時他大概透過吳三連表明他要出國的意願，經由吳三連他們跟國民黨溝通，以及郭先生女兒在美國一直向美國國務院要求。

　　郭先生立委的落選以及台灣政論的停刊在海外引起很大的震撼，海外台灣人的運動比較蓬勃，差不多從那個時代開始，不久郭先生又出國，他出國又領導海外台灣人運動。他出國後，我一樣在台灣當他的秘書，我都會把島內的訊息，很快透過管道送到美國給他。然後他就發佈給全美國的人知道，所以他儼然變成海外對島內情報的一個中心，很大的意見領袖。但是他在海外也是有點水土不服，海外台灣人的運動畢竟也有很多不同，後來他跟台獨聯盟有一些衝突，有一些想法、做法很大的不一樣，然後張金策就在台獨聯盟的月刊上公開批判他。我想張金策公開批判他，也對海外台灣人運動造成很大的打擊，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曾對島內像郭雨新這一類對台灣民主運動這麼有貢獻的人，作公開批判，因此政治倫理問題被提出來討論。這對郭先生內心造成很大的傷害，一個故鄉的後生晚輩，在偷渡出國時，郭先生冒險幫助他，出國後同是天涯淪落人，竟然這樣批判郭先生。那時我剛到美國去，郭先生非常難過。我當時不願意介入海外的是非，但是我可以看出郭先生相當大的痛苦。我想，就我而言，對於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我不會這樣對待他，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有他時代的貢獻，我們對他不會有超乎時代的要求。

　　1979年3、4月我被警總約談13天，出來後我繼續回到郭先生的辦公室。當時大家都勸我出國，我就先到日本再到美國去。到美國時，是郭先生的政治生命受到一些海外人士包括台獨聯盟張金策等人的挑戰的階段，郭先生以及一些海外朋友希望我留在海外幫助他。當時我已經發覺海外台灣人運動相當複雜化，那複雜包括海外台灣人理念的不同與鬥爭，我覺得我留在海外只會捲入那樣的漩渦，對台灣人、對我而言都沒什麼好處，所以當郭先生希望我留在海外時，我沒有接受。

　　1979年差不多6月我出國，10、11月回國。還沒回台灣，美麗島雜誌社就宣佈我是高雄服務處的副主任，所以回來時一方面在美麗島雜誌社當編委，另一半的時間則在高雄，大概我負責高雄服務處，可以說是「沒有黨名的黨」的地方黨部。當時會去高雄，是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去南台灣發展，南台灣有可愛的人民，民氣非常強悍，但是南台灣較少我們這一類型的專職政治運動者。很多人鼓勵我們下去，我們就試試看，不到兩個月就發生美麗島事件。

　　

「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

　　宜蘭是一個農業縣，郭雨新代表農民的心聲，他是農民的代言人，「春牛圖郭雨新」宜蘭農村連三歲小孩都知道他。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所以我們在郭雨新的辦公室，對待穿木屐來的人都非常親近。另外他本身的生活也非常質樸。他當時在宜蘭也沒什麼服務處，他每一次，都會把他的質詢紀錄，寄給他在各鄉鎮的樁腳。他那麼受愛戴，跟長期以來他清白的品格操守也有很大的關係，長期的從政過程中，他已經建立他的品牌。

「他和郭國基的典型就不一樣，他不是很快就會被折斷那一種」

　　郭雨新的個性相當溫和，他不是那種很犀利、很強悍的政治人物，他是很傳統的士紳，溫文儒雅。這中間，他有他的堅毅與韌性，表面上好像看不出來。他有些優柔，一旦決定以後相當堅定。他和郭國基的典型就不一樣，他不是很快就會被折斷那一種。我在他身邊十年，他不曾大聲對我說話，他說：「陳小姐，我想這樣不好喔！」我若堅持，他會尊重我的意見。有時候我反而覺得我比他更有魄力，我太衝，他反而拉我一下。他是傳統那種受很好教育的士紳，又是基督教家庭，對人很好，很客氣。

「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是傳統台灣人的家庭以爸爸為中心，爸爸決定的，大家都要給他支持」

　　他的家庭很好，他的太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教養。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是傳統台灣人的家庭以爸爸為中心，爸爸決定的，大家都要給他支持。但是他不太喜歡讓他孩子參與政治，可能是他參與政治的過程當中有很大的痛苦，他覺得不要讓孩子有那麼大的痛苦。郭先生非常孝順，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是端一碗燕窩給母親吃，這是他固定的工作，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只有他不在的時候才由郭太太代勞。另外，在他家每當吃飯時，要等幫他們煮飯的那個彩色女士忙完上餐桌，大家才一起吃飯，相當平等對待。

「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我想，一個人願意跟他這麼多年，這是有相當的條件，像茂全、像我都是從很小的時候就跟著他，可是我們在他身邊不一定是為了利，那是一種很傳統的道義的結合。像他這樣在反對運動裡面這麼有地位的人，一定時時受到威脅利誘，他能一直把持原則，這是他最大的貢獻。他若想要賺錢、想要把自己賣掉，都會有世俗的榮華富貴。但他沒有，這一點我們都對他非常有信心。他可以說是創造我命運的人，如果沒有郭雨新就沒有陳菊，我今天就在宜蘭鄉下教書，為人妻、為人母，對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絲毫不會參與，我會跟傳統任何女性一樣，知足、認命，過一個傳統女性應該過的生活。但是由於郭雨新對我的愛護、教導、信賴，使我在他周邊有機會知道所有的事。他跟人家談事情時，不會說：「陳小姐，妳離開一下。」他讓我一起聽。我想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知道，所以我要去承擔，要去扮演某些角色。當時，國民黨根本看我不起眼，一個宜蘭鄉下來的查某囝仔，傻傻的，能知道什麼，他們不曉得我在當中有多少穿針引線，到最後他們知道了，已認為無法挽回，套上國民黨的話是我沒救了。

　　在十九歲以前，我跟一般女孩子沒有什麼兩樣，看瓊瑤小說，做白日夢，但自從在郭雨新身邊工作以後，我開始知道政治、同情政治犯、知道很多非常黑暗的事情，知道做一個反對者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我沒有因為痛苦而逃離。因為郭雨新及其家族對我的疼惜，基於一個鄉下人很純樸的性格，不會因為這很危險，你就跑掉。反而你覺得這很危險，所以不能跑。我就這樣堅持走下來，所以我的一生就是這樣都沒有什麼選擇。有人問我，為什麼以一個宜蘭鄉下的孩子卻走上這條路，我常常這樣回答：「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

　　林義雄在我們的感覺，他是郭先生在宜蘭很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當時錫堃也想選省議員，錫堃我們也是很早就認識，當時他在台北國泰上班，常常來郭雨新的辦公室，他很年輕就很有心。當然當時相形之下，如果要選，林義雄的準備較好。

　　1977年以前，黨外所追求的是民主化，他們的台灣意識所能提到的還不到自覺的階段，到美麗島階段才討論到台灣人能決定台灣自己的命運，如果這是獨立，那我們就是要主張獨立。《台灣政論》時台灣人才開始重視宣傳，重視他發言的工具。郭先生他們那時候所追求的是在絕對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運動，在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去尋求突破，爭取人民的支持。那時候非常黯淡，那是絕對威權、絕對反抗。當時要當選，幾乎贏他們很多才能當選。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不然在郭雨新那個年代裡面，我們看到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縱然有轟轟烈烈的過去，但可能在一個階段，不是退隱就是妥協或被壓制不敢繼續反抗，至少郭雨新沒有這樣。這一點對台灣人的反抗運動非常有價值和意義。就郭雨新的歷史地位，在那個國民黨完全威權統治壓迫的年代，他用他的雙肩去扛這東西，他願意放棄名利、榮華富貴，為了維持反抗的尊嚴，以我也這樣走了二十多年的人來看，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郭雨新和中生代就是和大學雜誌那些人的接觸，當大學雜誌開始投入民主運動，提出國會全面改選時，大學雜誌那一群人和郭雨新、黨外稍微有交集，開始接觸，進一步深切的交往。郭雨新讓台灣早期士紳式的反抗運動和台灣中生代的知識份子結合在一起，讓其影響力去擴散，對新生代而言，新生代經由我這橋樑，認識中生代、頭一代的政治人物，這都是使

我們反抗的精神得以維繫，在他們那個年代裡頭，這樣精神上相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1993.04.04 陳甲春先生訪問紀錄 收錄於張文隆《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陳甲春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４日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永光里延平路　陳甲春住處

受訪者：陳甲春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

二二八與我

我1932年在台南縣（現在的嘉義縣六腳鄉）出生，台南師範畢業。二二八時我是台南師範二年級的學生。我記得1947年2月27日那晚，我們台南師範的學生首先接收廣播電台，我是其中之一，那是我十六歲時。第二天，那些海外回來的台籍前日本兵才整個捲起來。

我那時候為了二二八是有點苦惱。因為那時候是孩子，是比較不要緊，只是做先鋒而已，而且那晚暗暗的也沒讓當局很注目。可是之後讓當局查起來也很不得了，所以我做的事業都很難做，不得已才來到宜蘭。畢業那時多嚕嗦，比如說我們以前曾合照過，萬一其中一個人二二八被打報告，這樣拖下去問題就出來。雖然有沒參加的，但是也是這樣被拖出來，這樣冤枉的人很多。

來到宜蘭

1950年我來到宜蘭，沒幾天就是陳旺全跟盧纘祥在競選，我看得很不滿。當時都沒人認識我，陳旺全的學生潘得旺向我訴苦說：「我們老師真讓國民黨欺負！」我跟他講：「你麥克去租一組，我在路邊幫他演講！」我就是天生有這種骨氣。

我來是住在蘇澳鎮光明路二號，我丈母的厝，有一個名叫莊阿開的就住在一號，在隔壁，他是開印刷廠，我丈母都叫他阿開兄，所以來幾天就認識莊阿開。莊阿開時常去山上，他在山上做一間寮仔，在那裡偷砍材。莊阿開後來被抓去搶殺，我是在懷疑不知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當局知道我跟莊阿開的關係，也時常跟我注意，也曾喊我去問話。同時也時常要跟我抽以前的資料，但是又抽無，因為我名字都變過，是用天眷這個名。莊阿開他是四十多歲人，我是二十多歲人，我跟他就像是姪孫輩。大概三十、四十年前，像我這樣的人也真少，他是一個智慧真高的人，所以真愛跟我在一起。他就招我說，你也稍微來學一下，山上你也跟它建設建設。那時，我這兒應徵頭路，那兒應徵頭路，大概都是做三、兩個月而已，因為我跟莊阿開的關係，所以請我的人會驚。因為這樣也不如意，那樣也不如意，欲轉一碗飯，那碗飯就跟我搶去。我也參加鐵路局的考試，明天就欲入去，但是被調查到，那晚那課長馬上來我厝跟我講：「先生這樣好否？等以後有機會，我再給你安排。」所以說我真困難，沒辦法賺一碗飯吃。變成我跟人走去山上去做山賊，去偷砍木材，就這樣去跟莊阿開結合。

自1955年尾我只好照我的本房出來開私塾，我實在人氣真好，因為北京語我會教，日語不像現在鈍去，漢文是我本房，我的祖先都秀才，都做大官。所以我自出來教冊，我們這裡那些老先生都收起來，他們都教不下去。因為他們教的冊真死，我教的冊較活，我教都會讓人作文作得真美，我也作五體文，他們就不會。所以我才這樣對私塾去開展。私塾陸陸續續都有，前年我也有來我們仰光之友社，那也是我教的。另外在過年我也時常出來寫門聯。同時也有兼三年四個月的傳道。此外民國1956年我也曾在蘇澳國中教六個月，因為我都參與黨外對付國民黨，所以六個月就無了，不然，本來臨時僱請是一年。這代書在過去是做義務，都無賺錢，大概差不多十八、十九年前，才開始有做賺錢的，現在也是這樣。代書現在是我本房的自由業。

郭雨新為什麼在我們蘭陽人氣會這麼好

郭雨新為什麼在我們蘭陽人氣會這麼好？原因是這樣。

第一點，在1960或1961年，由於工廠排放廢水的關係，使得馬賽地區滂浦水都不能吃。這是因為有一家公司排出來的水無另外設排水溝，這水普通水溝就流下去，年久月深都沈澱在地底下，造成滂浦水都不能吃。滂浦過去在馬賽地區都是十三、十四尺，那時我在天主教做傳道，我們天主堂那個則有三十三尺深。大家都感覺說：「我腎氣疼、胃疼等等都沒所在檢查。」怎樣都是去我們這裡一個吳醫師那裡檢查。檢查的結果說：「你這有毒、中毒！」到底是什麼原因卻不知道。後來馬賽街仔路有一個酒家女聽說得到痔瘡，一喊出來街仔路提出來說，原來大家都得到痔瘡啦！才知道原來污水的厲害，就這樣滂浦水都不敢吃。但是為什麼怪啦！我天主堂裡面，水還可以吃，大家就說：「這天主堂確實有神！」我日時、暗時都大門敞開，讓大家來提水。全莊仔頭日夜二十四小時都來這裡排隊。我回來就問神父、主教，我們這水是不是真正神有在影響，他說：「迷信，我們這水三丈三，他們才十三、十四尺而已。」有一日這口井也好像有怪哦，雖然還無像他們的那樣厲害。於是莊仔頭所有的代表、里長，都聚在一起開會，叫我去列席。說我們每次提出陳情，這工廠都無在改善，於是叫我當代表去台北找郭雨新。郭雨新跟我答應說：「好，我後日禮拜番點差不多一點到我們那裡，你叫馬賽人大家都出來圳溝擔水，然後去叫兩個記者。」我就去叫中華新聞社的記者侯德春以及我們這裡記者聯誼會總幹事林益堅兩個人去照相，然後我替他們做個文，報紙就將這相片和我的新聞陳情書全登出來。就這樣這工廠才來改善排水，而鎮公所才配水給馬賽人吃，差不多一個月。這是郭雨新做的。

第二點，郭雨新有什麼好處，那大家都不知道。可比說這裡災害，風災、水災－那時候風災真多、水災也不少，他都跟我走在一起，郭雨新不怕我看，他怕別人看。查某人走在他的身邊，他就將錢掏出來－那時候都只是十塊錢，無一百的，拿兩張偷偷塞給她們，叫她們不要說出去。這裡給兩、三個，那裡給兩、三個，無論什麼鄉、什麼鎮都是一樣。所以郭雨新這真好用，特別是二十塊而已，那時候二十塊也確實真大。查某人最會宣傳，說：「郭雨新確實真好，看我們這裡的災害，拿錢給我，你知否？真同情我們！」這一點大家都不知道，郭雨新也說你不可以講，你若這樣說出去，宜蘭全縣幾十萬，我就無法。他就這樣，一鄉鎮、一個角頭去，三、五個不多啦！三、五個不多啦！

第三點，白石山腳，就是現在的礁溪，有二十八個抽藤的人，抽一抽，抽到台北的山，被那邊的山林抓去，抓到看出所去關。看守所的人想想，今天有不速之客來到這裡，我就要多花二十幾個人的米，實在划不來。於是就去拜託國民黨籍的省議員保他們，但遭到拒絕。就問那二十幾個人：「你們宜蘭縣無熟識什麼人？你們國民黨籍的省議員就不跟你們保。」他們說：「有啦！我們熟識郭雨新啦！」那個看守說：「你們不拜託他！」他們說：「郭雨新我們無選票給他啊！大家叫我們要選給陳火土、陳世叫啦！我們有讓他拜託，才敢拜託他回來。」那個看守就打電話跟郭雨新說這個緣由，郭雨新吉普車馬上開到看守所，二十幾個就這樣將他們保出來。保出來之後，他厝裡的浴室就開水讓他們洗，他自己去買二十八套的衫褲。再做二桌請他們吃飯，還有一打紅露酒。那些抽藤人自己說：「本來我們一個人喝兩罐酒是沒問題，但是現在二十幾個人一打的紅露酒無法吃，吃到四、五罐，吃到流目屎。怎樣流目屎呢？唉！人好我們都接不到，我們今日跟他無一個恩情在身，無恩我們受人家的祿，所以這樣我們二十幾個人十二罐酒沒辦法吃到完，吃到流目屎。」他們要回去時，郭雨新說：「台北這麼複雜，可能你們不知怎麼坐車，這樣啦！我叫計程車將你們載出來，同時這些衣服，我大約替你們看看，你們一個穿一套去；而你們換起來這些衣服濕穿到乾，乾穿到濕，你們包一包拿回去，以後山上做工作可以用。」所以郭雨新好，這第三點。

第四點好是，可比說我時常帶人去，他也稱呼我甲春兄，他說：「不要緊，我們社會是稱呼你社會經驗深，不是說你老，我稱呼你甲春兄無不對，免吃驚。」「甲春兄我跟你說，我雖然都在日本賺錢，但我賺錢確實說有需要，我回來救濟我們台灣人，我們台灣人今日非常有需要我們救濟，因為政府它就無這個救濟。」所以說每遍我帶人去，他都買車票讓我們回來，因此拜託我的那個人也免去吃點心，也免去吃飯，也免買車票給我。可比說凡是我們這裡的人去拜託他，無論他現在在省議會，他厝的電話這樣打過去〈像他太太也真好，他老母是真老，都他太太的事情〉，郭雨新就說：「這樣好，我現在臨時請假，大概我幾點到。」人家這樣說到就到，回來事情馬上替你解決。電話馬上打，會處理好就處理好，不會處理好就跟你講：「可能你這打算要經過某機關，你最好對某所在起，這樣去做。」或是說：「你這是法院的問題，你必須對著律師去進行。」有時候，一些不懂的人，就說：「你就替我們介紹一下，我們都不認識律師是什麼人。」他電話馬上拿起來，說：「我有一個鄉親現在在台北，你是不是替我做一下好否？」所以郭雨新四點好處，可能我不知道的範圍還真多，我所知是這四點。

慢且是，還有一點，確實有夠仁慈。1972年將要競選省議員，國民黨事先透過人向我威脅：「陳仔我跟你講，今年你若再幫忙郭雨新，國民黨是欲將你抓起來！」我跟他在那裡有辯論。這一個什麼人，那名我也說出來，就是張和德的兒子張義雄啦！張義雄本人那時候在記者聯誼會跟我講：「陳仔國民黨這次真注重參與郭雨新的人，可能你這一次若再參與下去，會先被抓去。」我就不去信這些，跟他在那裡有辯論。真正時間到，郭雨新聯絡我們大家到他厝開會，說：「到今日五點截止撤銷，情治單位將你們八十幾個列入；我若競選，這八十幾個人都欲抓去。」那是郭雨新親嘴跟我們說的。自九點多、十點……一直開會開到下午四點三十幾分，有些人喊說：「無要緊！讓他們抓無要緊！」有些人是靜靜的怕被抓的樣子；我們幾個人是都流目屎，都有哭，一個好好人，為了政治變成要抓這麼多人。到四點五十分，郭雨新斷言說一句話：「我想，這樣好啦！不要因為我一個人欲選省議員，你們八十幾個為我去坐監，實在於心何忍！我老實說這是犧牲，我讓他們試試看看什麼樣子，甲春兄你現在回去，在羅東下車跟胡××說，撤起來，不要選，讓國民黨唱獨腳戲。」所以再五分五點，我們就全隊跟郭雨新去縣政府，去撤銷，那實在是被逼，真多人流目屎，真多人哭！我回來跟胡××選舉事務所的一個老議員姓張的說郭雨新這個消息，他說：「現在生米煮成飯，基模還這麼大，讓國民黨這樣隨便便宜也不可以。」所以胡××競選，結果他就是當選也要落選，可能這票也都作，他一個小妹在廣播電台做主持人也被開除。所以郭雨新的第五點，你說這樣有仁慈否？所以郭雨新這個人如果若是他有那個長命吃到兩百歲，競選一個代表絕對無問題。

最後你若欲錄音我講一句：「凡是為虎作倡、助紂為虐者，都無尾！」我現在說幾個無尾的。像較早站在蘇澳這裡，最會巴結國民黨，做國民黨打手，可以說林××啦！張××啦！劉××啦！謝××啦！這基模較大；再說基模較小的，像黃××、林××、盧××。這些後來都流尾仔流尾。為什麼我敢說這因果要循環，國民黨當時在我們台灣那麼獨霸，你偏偏違背良知來助紂為虐，這樣我就是說那是因果循環，現在無好。我現在再說一句，那是我自己個人理念這樣想。陳定南在選縣長，國民黨像被陳定南決菜鴨，那也是因果循環。怎樣因果循環？陳旺全在1950年跟盧纘祥他們國民黨籍競選，事實是贏到有剩，但你將陳旺全穩穩仔戲弄，戲弄到今日陳定南是陳旺全他們裡面的宗親，那就今日寄託陳定南來報仇。這我敢這樣說，因為我是修道人，我真信這個因果論。近年民進黨好像一直硬崛起來，當然，你二二八當時那無辜的，你將人殺死那麼多，那些過來投胎轉世，這四十幾歲人真強，今日就是你國民黨要敗在這些民進黨的手。這我敢說這一句話，這就是好像說因果循環論，我參與政治的人，卻說到這裡去，但事實有這個原理，絕對有這個原理。

郭雨新與藍文炳

再說我們這裡藍文炳可惜，五十七歲死，藍文炳他柔道七段，南虎藍文炳、北虎郭雨新，藍文炳跟郭雨新一樣，都是青年黨。當時青年黨在宜蘭縣會那麼團結是這樣，好像說南北兩虎那當時有一段政治看法有相差，私人有一點摩擦，但經過我的手來，那時我們都促進差不多了。那時青年黨宜蘭縣黨部主委下來，就是組織組組長、宣傳組組長跟財務組組長。那時不是說無人才，人才是真多，無人敢。所以無魚就抓蝦出來充，我這尾蝦出來充作魚做牲禮。我一個人當宣傳組的組長跟組織組的組長，宜蘭縣所有青年黨員十分之八是我組織起來。藍文炳在日本東京大學學生的時代，他有打倒過日本武術名人，人家才知道藍文炳不只是柔道七段而已，同時國術還真高。國術他去哪裡研究，他就是學生時代在北海道跟一個唐山的老先生研究三年。藍文炳這個人較土勇，郭雨新較有謀，所以藍文炳變成較短歲壽，他這個人性較斷、較爆燥，較不忍，郭雨新這個人性真好、真柔，郭雨新命較長，藍文炳五十七歲死，我也替他去募捐三千幾塊。

1960年省議員選舉

1960年的選舉，因為林振炎這國民黨硬將他扶起來，國民黨將宜蘭分作溪南、溪北，溪南只有陳世叫一個，穩當選〈它就先將你分一個溪南、溪北，那區域性都是國民黨在分的〉；溪北它抓一個林振炎欲打郭雨新，它又再抓一個半糙米仔的李清桂，郭雨新老實說在那三個人夾攻下要脫穎而出實在真困難。

我們有去替他做手下，我跟秦石武、吳水仙三個人，早上九點多將近十點去到林振炎選舉事務所。他那個布蓬搭起來，都十幾桌便桌在那裡請，無論什麼時刻入去，都有可以吃、可以喝。我們三個人入去，他也真好禮，人馬上來跟我們招待，我們三個人就跟他坐一桌，那時一罐酒是五塊，我們三個人就跟他吃六罐酒。另外，他都一個人包一盒煙，都用新聞紙包好好，三個人跟我們包三盒放在那裡。我們吃好欲走，他說：「拜託這三盒拿去稍微跟我們幫忙幫忙」我們三盒拿了，就將那三盒拿出來在宜蘭市城煌廟面頭前市場底，在那裡就跟它散，我們說：「米真貴，吃振炎，蓋雨新！」那就是我們喊出來，那時確實說一斤米八、九塊，一天人是賺十幾塊還是二十幾而已，所以說「米真貴」－李清桂，我們就去吃林振炎，說「吃振炎」、「蓋雨新」嘛！吳水仙這個死了，這個愛相打雞仔，死在枷籠仔底，去讓國民黨……喊拿骨頭灰回來，他那個憨小弟就不敢跟它討。

那一次，別人不知，我最可憐！怎麼樣最可憐，那年麥克是我拿，三月二十八日是宜蘭市鬧熱，我這裡蘇澳鎮組織三台車，三台車幾個人呢？我第一個，陳碧山第二個，張朝益第三個，秦石武第四個，吳水仙第五個，江金燦第六個。我們六個人在蘇澳車站前的圓環邊紅燈那裡，在那裡繞圓圈仔，喊說：「有人敢決死隊否？有人敢決死隊否？有人敢決死隊否？」喊半點鐘無人敢起來，那時確實真嚴重，只有我們六個人。我們六個人走到冬山派出所那裡，它就將我們攔住，不讓我們過，因為我們那紅單貼郭雨新。我們無辦法過，想想就去榮民仔那裡借一支史比加較會彈，去到榮民仔那裡，讓退伍仔看到郭雨新的名，我們的車放在竹林下，那些退伍仔這樣跟踩，踩那張紅紙，我們車貼紅紙。後來我們想想，於是寫一張「擁護林才添」。這樣才可以通過冬山派出所那裡，否則，不能通過哩！過去到宜蘭市繞一圈，只有一個剃頭店，真敢死，拿一串炮放，只有這樣，全宜蘭市才彈一串而已，各壁、電信柱都是陳世叫、林才添，郭雨新無一個貼。就這樣，我那台車我在拿麥克，走去那個警察局的面頭前，演講四十分鐘，故意的，存死的，那時確實說的。我是比喻一個例啦，我現在隨便說說而已，否則，那是真長。我說：「台灣等於一座城，我們城有隘口、城門，現時台灣有五隻猛虎在守這個隘口。這五隻猛虎真顧我們城內的人，外面有那土匪黨、有那白馬黨，想欲侵入城內搶劫我們這些財產，因為我們五隻猛虎在那裡守這個城門，所以不敢入來。現在他就利用我們城內的人的手，來毒殺這五隻猛虎。這五隻猛虎若毒殺死，他就侵入來，若這樣吃虧是我們。」剛好三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宜蘭市在熱鬧，我在台上演講，我演講一次就要兩、三個月無聲，那時的演講是天光演講到暗時，不是像現在一個人演講十五分鐘，無，都我一個，溪南的演講我陳甲春，溪北的演講是林順興，只有我們兩個。三月二十八日我在宜蘭市這樣演講一下，三千多名十九年次的都跟在我的車後，就這樣宜蘭市全嘩起來，到處都是郭雨新那紅單，連那壁也貼。變成我走路走十幾天，好像說我演講太厲害。

那年出水口，就是我們蘇澳這個新車站，農曆六月十八日鬧熱，我在那裡讓人請。我是去讓朋友一個號做金沙國術館請，我實在是無愛，朋友硬喊我去，因為我是傳道人也無愛讓人請，還有天氣熱到欲死，但就盛情難卻，我就也準備去那裡涼一下。一個姓何的將我拉入去，介紹我是陳甲春，結果有六個人（武荖坑巡佐、蘇澳警察局刑事、警察等）喊說：「開槍！」當時他們喊「開槍」，我一個人在那裡跟他們六個人拼三、四十分鐘。我穿一件內衣，這裡插一枝筆，那筆也掉下去，內衣也都破去，兩桌的人都走了，都不敢看，不敢參與。後來他們像是有覺悟到，我那時還是天主教的傳道，天主教那時稍微較有力，那一夜派人去跟我說和，說欲辦一桌酒請我，我人是這樣啦！像是耶穌基督的精神，原諒人就原諒人，說我當做過去，當做無就算。但是等我過去花蓮它這邊才跟我發動總攻擊，台灣全省所有的報紙攻擊到體無完膚，好像是台灣不讓我住，我卻要走路，我走路十八天，就是跑去郭雨新那裡藏。後來跟這個紅衣主教于賓聯絡，紅衣主教才對這個中央黨部不知怎樣做，但是事情解決好，我那個傳道也無辦法做，所以吃虧是我最吃虧。

1973年監委選舉

1973年監委選舉我是較無清楚，可能那時的政治風氣，在頭是真的，人家幾票就有啊，時一到又被國民黨壓下去，還是國民黨又買去，所以1973年監委才無上。

1975年立委選舉

1975年選立法委員，這我有跟到。1975年確實若在郭雨新的票是真好，就是說我們蘭陽票真好，台北也聽說票真好。台北是聽說後來列入都市建設中，挖地基時挖到郭雨新的票，都整箱整箱埋下去，才知道原來作票都是國民黨的專點。我們宜蘭這邊我較詳細，怎樣較詳細？因為每一次選舉我都參與有到，不但參與有到，因為我是青年黨宜蘭縣第二身的身份，所以各鄉鎮時常要受我的指揮。他各鄉鎮走到，郭雨新的票是真多，為什麼開開會無票？那時選舉要開票它跟你隔一個橫桌、橫椅仔，人都在這裡，撿票在那裡，票一張一張隨他檢，我們離這麼遠，實在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是不是這疊是他們那裡印來的，還是正經什麼樣，不知。照這樣來開，我們看那裡寫一字正就五票，一字正五票，看看後來郭雨新的票就無夠去啊！無夠去，怎麼了！那一晚，我們在宜蘭市示威，示威到邱永聰的門口，邱永聰看到人真多，兩個夫妻出來看。人在那裡過，跟呸嘴痰，本來邱永聰是好好先生，讓國民黨這樣來利用，邱永聰老實說也是讓國民黨的壓力所逼，下一屆他就無出來，這樣可見邱永聰是一個好人啦！好人你就大環境來造成到，無論你是一個聖人，若一旦參與入這個流氓窟，你一樣啦！你聖人一個，你可以怎麼聖。那一晚，我們遊行示威來到南門，看那情勢真危險。本意是預訂示威到南方澳仔，郭雨新看看無妥當，看人民的心理真激憤、真激動。可能若到南方澳仔，要知道，南方澳仔是都抓魚仔，都是粗人、土人，若是起來暴動，然後掉頭船仔底走去，是不是我們一行在這裡遊行的人，不知欲怎麼抓？所以郭雨新到那個南門的時候，才喊結束。不要，無要緊，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到南門才結束。我就是1975年聲明脫離青年黨，自此，對這政治舞台，台上較罕去站。不過，都基層的，基層的現在蘇澳也都是我在領導。因為我1975年也有一個變化，我查某人生癌，孩子真小，所以說父兼母職。

郭雨新贏的原因是剛才那五點，而他人也用得對人，我們若時間到，都隨便笠仔戴著、雨衣披著、雨鞋穿著也在走

你若是有台灣魂的人，像我這種的，我就是說你免跟我拜託，我自己就去。當時我們出去外面跟人領導，這些基層的支持他的原因，大概都是像我剛才說的那五點。那五點大家說：「真贊歎！真贊歎！」大家會想：「他現在無熟識的人喊到保就保，風災、水災他來巡巡又拿錢給人，一個省議員他一年透天是不是要犧牲這些喪喜事費，這些弔聯種種以及其他，而且他又拿錢給我們。」所以剛才說那五點那是真重點，我這樣聽起來，都是對那五點真贊歎！

最頭為了青年黨，那是算做一個黨，結合了大家知道彼此的理念。另外他對事、對人，實在個性真好。凡是一個人，性若好，人緣就真隨和，若人緣真隨和，我們為著他來犧牲一點，心甘情願。那時我做過傳道又做過地方私塾，教四書五經，在蘇澳、冬山和五結，這三個鄉鎮我私塾的學生差不多八百多個。宜蘭縣大部份青年黨員是都我組織的，像游振亮那也都我組織的。蘇澳全鎮可以說由我一手負責。因為跟我讀冊多，說起來大家都說平平欲給別人就要給我。五結鄉也一樣。我也有親身下去拉票，這拉票要人緣呢！平時也要做人情給人。可比說我們這裡有一個老先生王阿福真有名，學問也真好，我拜託他做什麼，他都會跟我走，他多我二十多歲。所以人就是這樣，隨緣啦！過去像農會啦！這些飼豬的讓農會弄一弄，法院來查封等等，他們拜託我，我都用犧牲這樣來拼。所以你說票是怎樣拿，我說可能是這樣，我們要做情給人，我們本人平時真隨緣，我看是這樣。我這些一包一包這都是，這真重要的，我都有撿起來，都是幫忙人的。這若較無參與，也會較退火、降溫去，這幾年來我都較無願像較早這樣。較早，老實說，凡是到選舉，整夜我無睏，我也拼去。現在就要新生代人才輩出，現在是希望、期待這樣。

郭雨新各鄉鎮的支持者是這樣的。蘇澳有陳碧山，蘇澳馬賽地區有林阿溪、張純木、林義川；五結鄉是蔡清相、賴茂輝；冬山鄉，徐家那不專，最好是黃仁春、黃仁歷，游振亮那是較慢；三星鄉是林青年；羅東鎮是黃日春、藍文炳。

陳火土雖然是蘇澳人，但是郭雨新先天性那五條服民好。我們這裡確實有那個人才，時到敢幫他拼。陳火土曾請我到他們那裡。因為蘇澳這些頭人幹部開會說：「陳甲春你無跟他禮貌一下不可以。」於是陳火土用三託四來喊我三次，我都無去。林益堅說：「老陳仔看我的面子啦！記者都在那裡招待會，就說陳甲春無來無辦法請啦！」我說：「我做一個面子給你。」我去到他們厝，陳火土他老婆捧煙在門口接我，陳火土坐外面，我坐最大位。我一走，楊炳昆，現在做蘇南里長這個，他不敢跟我衝突，他知道我過去南方澳拿票，他腳踏車追來跟我說：「先生，你就跟陳火土說不跟我們拿票啊！你怎麼……」我說：「我跟你說啦！我現在做一個面子給你們就真大啦！你們不要跟我妨礙到這麼多啦！我有我的路啦！假若你的票欲給陳火土，好啦！我不會去跟他搶啦！」這樣，我若走到哪裡，都這樣追來。另外，謝世廷，我若走，他就這樣追來，較早他也曾在馬賽做主管，我去到那裡，他都知道。我在這裡欲出來，較早這裡有一間石礦公司，那是國民黨的，隔壁又有一間公司，再隔壁又是一個里長，那都國民黨的，所以我幾點幾分出去，謝世廷他都知道，半路仔就跟我擋住說：「先生，來來，來吃酒！」他們厝就無款東西，就去跟麵店、餐廳包起來，這樣呢！

那時在蘇澳鎮拿票無人贏郭雨新。陳火土是靠國民黨員，我記得陳火土跟郭雨新競選，在蘇澳，陳火土還不曾一次贏過郭雨新。郭雨新贏的原因是剛才那五點，而他人也用得對人，我們若時間到，都隨便笠仔戴著、雨衣披著、雨鞋穿著也在走。他們不是呢！他們在競選是長的〈地方首長〉整班出來，那無票啦！那無票啦！那是尊敬他們在地方是有名望，不是說我心甘情服。

郭雨新的接班人

郭雨新第一次帶林義雄跟游錫堃出來我們這裡這樣走，郭雨新是這樣說：「我們黨外都無讀過大學，現在國民黨提的都是大學畢業。像林義雄這種，人家他是大學畢業、律師，游錫堃現在也準備讀大學。我現在是這樣想，看可不可以。我現在是暫定，我們就無人才，這輩會堪來牽，暫定林義雄讓他選縣長，游錫堃讓他準備來競選省議員。現在是這樣暫定，是不是我們有人才更加好，有，我們再另外打算，這是暫定，時到無的確就這樣做。」叫我們大家估計看看，這是1975年後的事情。時一下到，好像說我們宜蘭縣欲拿縣長還是真困難，估計也估計的真準，宜蘭縣當時黨外的勢力，若欲說省議員拿一席有辦法，若欲縣長還是無法。當時風氣還未到那裡，看起來，這樣還是林義雄做省議員。這是郭雨新提出讓我們討論，我們大家決定的，那時錫堃仔好像是真無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