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堇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23日
地點：宜蘭市復興路3段 仰山文教基金會
受訪者：田秋堇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張儷儒
我投入反對運動行列，啟蒙是在家庭
我是1954年在台南出生，在桃園讀小學，讀到三年級才搬到台北，然後讀螢橋國小、中山國小、大直國中、北一女、台大哲學系。我投入反對運動行列，啟蒙是在家庭。我爸爸他很多這方面的朋友，他們若來，我們孩子們就在旁邊聽他們講話，慢慢就發現事情的真相。世界好像除了學校教的和報紙上登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好像是充滿危險的，可是，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世界。我從小就知道有那樣的一個世界存在，但是也從小就不斷恐懼著會因為那樣的世界而失去了我的父親。
一直到我讀大學的時代，1972年我就去幫張俊宏助選（那一年張俊宏選台北市議員），不知是我爸爸哪個朋友來跟他說，意思是說那時候張俊宏辦大學雜誌，這個人不錯，可能我爸爸也問過郭先生，郭先生也說不錯，所以那一年我就去幫張俊宏助選。不過，最後卻落選了。
1975立委選舉
1975年選舉，對很多人來說，都變成一個成年禮。像對邱義仁來說，他親眼看到作票。對很多宜蘭人來講也是，像黃玲娜那時候才小學，但是他跟著他爸爸到街上去遊行，在郭雨新落選那一夜。那一晚的大遊行，對很多宜蘭人而言，是他們生命中非常不可磨滅的一刻。事實上因為宜蘭人個性都較隱忍（因為天氣的關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將近二百天在下雨，所以宜蘭人的個性是很難衝動的個性），結果竟會讓他們憤怒到自動走上街頭去。這不可控制的義憤，變成1977年林義雄當選很重要的動力，不論國民黨講什麼話，他們都認為非要為郭雨新洗刷1975落選的憤概不可。
這一次選舉，張金策派我們去板橋、樹林，也去過台北車站往淡水、往宜蘭的月台上發傳單，我們就是在那裡和鐵路警察有點起衝突。他不讓我們發傳單，他的意思是有些人會把傳單丟在地上，造成髒亂。我們就跟他說，我們會撿起來。然後我就看陳菊和張金策怎麼跟那個鐵路警察談。另外，有些人我們發傳單給他，他就當著我們的面把傳單丟在地上。那時候因為我們第一次出去這樣子發，一定都會很錯愕，不知欲怎樣較好，但陳菊如果看到有人這樣的話，他就跟那個人說：「謝謝！」然後滿臉笑容彎腰去把傳單撿起來，繼續發給別人。像那樣的身體力行，也給我蠻大的影響，就是說這個理想如果是你真心堅信的，就不要怕被人拒絕。
陳菊
我和陳菊蠻早就認識了，因為她是郭雨新的秘書，我爸爸若去他們家看病、做什麼，在那裡會相遇。但是通常我爸爸去是帶我小妹，我是較大了，初中了在忙。有時候郭先生會叫她拿東西來我家，譬如說我們這些孩子們生日或是做什麼，她會代表郭雨新來。
但是我和陳菊深交是1975年之後，她會主動來找我，那時候我大概是大三。她是在政大公企中心的圖書館工作，她在那裡認識一群教授，有時候她會把《台灣政論》拿去那裡，有時候我們若路過，也會去那裡看她。事實上我那時候還是個女孩子，家庭也較保守，外面認識的朋友非常少，反而是她幫我介紹的朋友較多。
關於我們新生代，那時候大部份都是靠陳菊在聯絡。陳菊事實上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工作者，她很清楚知道把這些人拉在一起。她有一種天生的熱情，以及對理想實踐的原動力，所以郭雨新身邊有很多助手，但只有她變成政治的組織工作者這樣的角色，然後不斷地成長。那時候事實上她只有世新畢業，我認識她時他已經可以坐下來跟一些外國記者或教授侃侃而談。在高壓統治的時代，她是結合老、中、青三代的靈魂人物，譬如說她跟雷震他們有她的交情，還有像康寧祥那種中生代，還有像我們這樣子的新生代，他都有辦法。譬如說她帶著我們去找郭雨新談，帶著我們去康寧祥家，或者說一些國外的記者來，她跟他們談的時候，會帶著我們一起去。
1975年的選舉跟1977年的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上的分水嶺
談到1975年選舉，事實上我對國民黨的作票從小就知道，我那次也預計他們會作票，況且選區這麼大，我們光只是發傳單，就簡直是無從著手，所以很難顧票，很辛苦。再說那個年代的選舉跟現在不太一樣，那時不像現在這麼熱烈活潑，演講也是很溫和。等於1975年的選舉跟1977年的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上的分水嶺，1975年那戰是台灣比較老式的選戰最後一戰，1977年開始有大字報，開始有比較組織化、正規化的戰略、戰術。可能是大家對1975年那次選舉的檢討，所以有這樣的轉折。1977年時，像姚嘉文、林義雄他們針對1975年的作票，他們在宜蘭就喊出抓鬼部隊。就是要告訴民眾：「你們投下這一票，我們來幫你們保票！我們來做計劃保票，大家來配合。」許信良他們在桃園那邊，就是用歡樂氣氛，打破國民黨這種恐怖。有大字報，把一些比較禁忌的東西，可以公開這樣弄出來，製造選舉的熱潮，就是說用現代化的文宣方式。1975年六十四年那次事實上是傳單已經比較進步，但整體策略還是很老式。所以我對1975年六十四年那次，本來一開始就覺得很悲觀。
因為1973年監委選舉國民黨已經向青年黨下令說：「監委選舉留一席給青年黨，但是除了郭雨新以外誰都可以。」這就表示國民黨已經把郭雨新看做眼中釘，從五虎將一個一個凋零之後，郭雨新這麼多年都沒有跟他們合作，他們在生意上打擊他、封殺他，他還是不和他們合作，他們就將他去之而後快。那時我聽說本來余陳月瑛和蔡介雄欲投給他兩票，但是因為宜蘭縣的兩個國民黨的省議員都說謊，對外都說欲投給郭雨新，所以郭雨新乾脆就零票。所以林義雄在選省議員時，就用這個打國民黨的兩個省議員打得很兇，說：「我們自己人欲選監委，結果自己縣的省議員票都賣給國民黨！」監委選舉時，國民黨已欲去之而後快，何況是這麼大選區，他們作票就將你作掉。
那時候我是覺得很悲觀，但是仍然是去助選，所以那時候我在總部看到邱義仁，邱義仁是第一次助選，他沒有參與很深，他只是被一個朋友拉去監票，他當場看到人家把郭雨新的票唱成別人的票，又被警察推倒坐在地上，他回來非常氣憤，氣憤到滿臉通紅，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奇怪。我的意思是國民黨本來就會作票，有什麼好那麼生氣。事實上，我自小時候就常常瞭解這些事情，有些人是第一次知道。1975年那次對很多人而言，就變成了成人禮。包括對林義雄、姚嘉文他們都是。選後，我們新生代有時候在一起聊天。這些新生代有吳乃仁、吳乃德、林正杰、邱義仁、史非非、蕭裕珍、謝明達。蘇煥智是選後邱仁義仁找出來的，1975年選舉之後邱義仁有去找一些台大比較年輕的。邱義仁很早就展現出他有一種比較現代化組織的觀念和作法，他會找一群年輕的人，然後想辦法把他們聚在一起，當然都失敗，但那些失敗的經驗就變成新潮流前身的經驗。新潮流事實上也是經過幾次的失敗，邱義仁比較早期的組織，就是從一些年輕人開始，那時蘇煥智也是其中之一，邱義仁嘗試用一種比較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純粹閒聊，或者是聯誼性。
1977年地方自治選舉
1977年選舉，我是去幫張俊宏助選，因為張俊宏較無人幫忙，陳菊就帶我到張俊宏那裡。這次選舉有一個特色，就是很多年輕人都跑出來了，像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對民眾而言，地方上有少年人出來，而且他們可以把民主的理念講的深入淺出，那就是一種教育和喚醒的工作。那跟他們這些年輕人，更有表達能力，更能和現代的脈動接近也有關係。譬如說張俊宏那次說：「我們南投兵最好管，南投的建設最少，這是過去我們南投人都很溫馴，南投選出來的政治人物都很不敢爭取。這是過去的事情，現在我已經站出來了。」他舉一些民主政治的例子，現在聽起來是老生常譚，但在那個年代就很震撼！譬如說一塊石頭和一粒鑽石，當然欲選鑽石，大不一定有用。又說人家瑞士是怎樣，我們是怎樣。做一些反洗腦的工作。國民黨長期灌輸台灣人那種台灣無用論，一切的拯救都要靠大中國，他們這些年輕人做反洗腦工作，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講到深入淺出，人家聽得進去。再加上中壢事件的爆發，全島很多作票作業可能都喊停。因此這次選舉得到空前未有的勝利！
因為1975年的作票，民眾就有意識，感覺說：「我不但投這一票，我還要去保護我這一票！」大家已經普遍有保票的意識。譬如說許信良那次就說「為民主守夜」，製造保票的氣氛，喊說：「作票就是匪諜，可以抓出來打！」林義雄這邊是「捉鬼大隊」。張俊宏那邊在最後一場政見發表會裡，我們聽到一個老師跟我們偷講，他說：「他也會投給張俊宏，但是無用，因為他們都是投票所的監票員和主任，他們都接到指令要作票。」張俊宏因為上次在台北市議員已經落選，他不堪再落選，他非常緊張，因此我們就開始調人、集合，做監票的工作，都是非常倉促的，但是呼籲的時候，真的就很多人志願來監票。那一次的作業當然很混亂，那時候我們連一個投開票所兩個監票員都做不到，就一個而已。事實上那是很冒險的，等於那一個人都不能離開那裡，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包括你臨時要把便當送去給他，都搞不清楚，有時候便當送到現場去，卻找不到那個人，然後那個人又打電話過來說他都沒有便當吃。一塌糊塗！但總算可以看出民心的向背。就是說你呼喚要保票，很多人都跑來自動要監票。民眾經過不斷的教訓，他的某一些東西會慢慢開竅，慢慢覺醒。
林義雄的秘書
1978年我做林義雄的秘書，他回來宜蘭，我就跟他走。他希望我當他的政治助理，有點扮演陳菊之於郭雨新那樣的角色。有些時候他不能夠出面的場合，我出面代表他去那個幹部家裡去，就有這樣的意思。但是那時候我太嫩了，剛大學畢業，個性也比較內向。他的《從蘭陽到霧峰》是我幫他做的，一方面把他選舉的錄音帶整理出來，另外我跟他到省議會，在旁邊看，也幫他把資料整理出來。
林義雄剛開始當省議員時，事實上接掌的是郭雨新獨自撐了二十年的店，中間雖然有一些人可能接班，但張光熾過世了，賴茂輝出問題。結果林義雄1977年選的時候，那是一個都無人欲選的時代，那個時代是誰選舉，誰倒楣的時代。等於要單挑國民黨，走不歸路，這麼一個心境。所以林義雄是在郭雨新出國之前，帶他去拜訪一些人，然後他選，就上了。選上時，事實上他和這些老幹部長期並沒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是1975年郭雨新選舉時掛名做法律顧問，但也只是掛名而已。在打官司的過程中，發現這個司法制度實在大有問題。他東看西看愈看愈不對勁，才跳下來。1977年他當選之後，用很多時間在拜訪郭先生那些老幹部，就是說欲尊重他們，欲讓他們瞭解，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他等於是空降部隊，但事實上他承襲的是一個過去這些前輩的東西。所以那時候他回來〈他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回來〉，譬如說禮拜六服務，禮拜天就出去拜訪，譬如說今天跑五結、冬山，下個禮拜就跑三星、蘇澳，叫人帶他四處拜訪。事實上在郭雨新先生的時代，他跟一個幹部可能一年見一次或兩次面；但在林義雄時代，和這些老幹部可能一年見好幾次面，對他們來說，感受就不一樣。他差不多這些老幹部都安置差不多時，就開始欲找一些少年人，欲慢慢叫他們招一些朋友，面對面的談。但是他剛這個階段進行沒多久，美麗島事件發生，就中斷了。
他那種士紳從政的風範，從他很多待人的氣質中就可以看出來
我爸爸是他的私人醫生，所以事實上我對他的瞭解，一開始並不是從政治裡面入手，而是一個長者。他待人非常寬厚、非常有名的孝子。後來回想起來，他算是他們那個時代士紳從政非常典型的最後代表。他那種士紳從政的風範，從他很多待人的氣質中就可以看出來。譬如說他對朋友家人的照顧，像我們小孩子生日，他就會叫陳菊送蛋糕來；我們考上聯考，他都會叫人家送東西過來。那時候我們就習以為常，認為這個東西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這樣，後來才發現事實上是他特別細膩，用一種非常細膩的方式來對待他身邊的人。跟他接觸的人覺得他非常溫文、很和藹、很君子。後來我當林義雄的秘書，跟著林義雄去拜訪很多樁腳，他們對郭先生那種待人接物、人際上非常溫暖，都還非常懷念、津津樂道。可能那個時代，領袖的地位和民眾的落差較大，所以也顯得特別崇高。譬如說他一年去他們家一、兩次，大家就很感動。可能他孩子時代困苦，對人心理上需要特別溫柔對待的地方，他也感受能力特別強。譬如說他遠遠看一個人過來，他知道這個人認識他，但是他一時叫不出這個人的名字，他會先問旁邊的人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然後就叫：「啊！黑狗兄最近好否？」大家想說他到現在還記得我，感覺很感動。
一個政治領袖，或是歷代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的風範，會變成這個社會的心靈資產
在那個時代國民黨和在野勢力的對抗，意識形態那個成份並不那麼大，事實上只是一個很基本的民主要求，對抗一個中央極權的東西。所以等我做林義雄的秘書時，和林義雄回來，跟很多椿腳見面時，我就發現這些樁腳在現代化的組織裡面，如果要變成組織的幹部的話，都不是這麼結實的組織幹部。
當時，我以一個很年輕，才剛大學畢業的觀點來看這些老一代人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好像郭雨新先生留下的樁腳，年輕的非常少。後來我才發現事實上在那個年代裡面，只要有比較年輕的人，在地方上敢追隨這種在野力量的話，很容易就會被拔除掉。國民黨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迫害你、打擊你，所以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在這麼高壓的狀態之下，這麼多年來他維持住一個看似鬆散的組織，事實上就已經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我記得我爸爸以前曾去看他病，我爸爸在他們家的壁角仔看到一個包袱仔，我爸爸問他：「那是什麼？」他說：「那裡面放一些內衣內褲和隨身攜帶的東西。」他隨時準備要被國民黨抓走。那時候我爸爸非常感慨：「一個做反對運動的人，每天都隨時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宜蘭縣雖然在那麼大的壓力之下，而且他本人又住在台北，他這樣卻可以維持在宜蘭幾乎像國王一樣的地位。
事實上，這和在蔣家全面控制的時代，他能夠不屈地撐住某一些原則，也蠻有關係的。
所以後來我在反六輕的整個過程中，就深深體會到，宜蘭縣有一個外縣市所沒有的資源，就是說你如果去看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幾乎他們的政治人物都曾經有背叛過民眾的記錄。也就是說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幾乎都可以找到從民間產生自主的（我不是說安排的）、經過民眾信任，而取得領袖地位的人，最後變節出賣民眾。只有宜蘭沒有。宜蘭就從郭雨新、林義雄這樣下來，每一代經過人民同意、自主性的或者是跟國民黨控制之下整個政治力量對抗而取得人民信任的政治領袖，從來沒有一個在大節上（當然人不可能都不犯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犯錯的可能，但是那個錯，犯的話，可能是技術性的）曾經背棄過他的人民。
所以當我們在推動反六輕的時候，我就發現說，當我們用一個理想來呼籲民眾，用愛鄉愛土這個理想來呼籲民眾的時候，民眾都願意來響應這樣一個理想和呼喚。但是在其他縣市，我們就發現一個非常有趣，譬如說我們和其他縣市的環保幹部交換意見時，他們曾跟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去鄉下和人說反六輕的問題時，就讓人對面回一句，說：「你們不用再來跟我們說，你們都和某某人一樣，都說好聽的，實際上欲騙我們。」那時候我就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感慨，我們在宜蘭從來沒有被人家懷疑過這一點，他們頂多是懷疑你們是為反對而反對，他們絕對不敢說我們這個欲騙人。
所以我感覺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宜蘭縣一個很寶貴的資源，這個資源就是剛才說過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一個人格和風範。所以那時候遠見雜誌欲做宜蘭專輯，我就跟它的編輯說：「事實上我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或是歷代政治領袖，留給這個社會的風範，會變成這個社會的心靈資產。」這是我在宜蘭縣很深去體會到的，我也感覺說這是郭雨新留給宜蘭縣一個很寶貴的資產。
因為在那個時代，他一個人獨撐這麼多年，獨撐幾十年，撐到1977年林義雄來接這個棒。他1975年立委選舉失敗，那是一個非常慘烈的失敗，但是從那個失敗裡面，就像浴火鳳凰裡面誕生了林義雄。林義雄之後又接著游錫堃、黃煌雄、陳定南這樣下來。我是感覺說，這個東西外界看起來很自然、很漂亮的一個接棒，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所辛苦撐住的。就是說黨外也好、民進黨也好，它這個力量在宜蘭縣像是一個百年老店，這個老店的產品大家有信心，但是這個老店的招牌，事實上就是郭雨新打下來的，也是他一個人獨自維持二十幾年，讓這個木頭招牌變成金字招牌。
像我們當年在反六輕時，一個我們當年剛成立沒多久的團體，我們就在宜蘭縣辦十幾場大型的演講會，事實上我們所運用地方的脈絡和管道，就是郭雨新時代留下來，經過游錫堃、黃煌雄、陳定南他們耕耘。大部份是那個老的，然後一個老的管道裡面有一些新的人跑出來，這樣子集合起來的力量，由那個最初的幹部下去發掘、動員、宣傳。在郭先生那個時代，留給現在宜蘭人最重要的，我是感覺就是在國民黨的各種利誘之下，他並沒有出賣過宜蘭的民眾對他的付託。
郭雨新與國民黨
郭先生早期出來從政時，國民黨內部的力量還不是非常穩定，可能連帶他們對外的關係也不是這麼肅殺。所以早期郭先生跟國民黨的關係，事實上那個對立並不像後來那樣必欲去之而後快。譬如說他早期還可以經營很多事業，那關係也無這樣緊張，他和國民黨一些資深的成員，透過郭氏宗親會，都還有一些不錯的關係。
但是後來隨著國民黨對內部及社會控制加強，他們就慢慢把一些看做異己的人，必欲去之而後快。我聽我爸、媽說，到後來國民黨怎麼封殺他的事業，譬如說，他跟人家談妥一筆生意以後，國民黨又派人去跟那個人講：「我們提供同樣的貨，但是價格更價宜。」叫他取消跟郭雨新的契約，封殺他所有的事業。國民黨嚴厲控制整個，打擊異己，還沒成氣候的，國民黨儘量抓去關，一關十年、二十年，關到年華老去、精力全無；對那些社會上已經注目的領袖人物，國民黨就是不斷封殺你的財務，弄到你坐困愁城以後，再誘之以利。
民主運動的深層動力
宜蘭縣，第一，它地形封閉，所以民眾的社區感很強。譬如說你說到宜蘭人，他就很清楚，知道是從頭城到南澳或者說蘇澳，他是一個本居地印象很清楚的。再加上一些社會心理的因素，譬如說日本時代它築鐵路、開山洞，宜蘭人出外回來時，他山洞一過，看到龜山島，他就知道他回來到厝裡。或者說日本人開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之後，遠遠就可以看到整個蘭陽平原，所以我感覺很趣味是說，在台灣全島很少其他縣市的人，自小就可以常常有機會俯看自己的故鄉，那種感情和欲懷抱故鄉的感覺，特別會和別人不一樣。另外一點，從人文、過去的歷史所留下來這些東西，多少一定會影響到一些人，這些人默默地結合會變成社會上的精神網路，這精神網路比較會願意去主持正義，不去附和當道、堅持一些東西，這是這一個老店，能夠在慘淡經營之下，還能夠默默支撐的一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