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邱義仁、張文隆
邱義仁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3月26日
地點：台北市建國北路 民進黨中央黨部
受訪者：邱義仁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
我1950年出生於台南市，1972年畢業於台大哲學系。做兩年兵後，1974年考入台大政治學研究所。1975年幫忙郭雨新助選，才跟黨外接觸。然後，漸漸參與黨外。1977年在省議會幫林義雄、張俊宏做助理。1978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讀政治學，拿到碩士，1981年博士班的課還沒修完就回台灣。1982年前半年在文化大學教書，但沒多久就沒了。1986年建黨時參與了十八人籌備小組的工作，建黨後第一、二屆做副秘書長，去年五月又回到中央黨部做副秘書長。
「雖然沒有波及到我，但心裡的感受實在不好受」
─台大哲學系事件
原來，我並無意從事政治，只想好好的讀書，因此對政治不是非常關心。不過，因為一些轉折，使我走向政治這條路。首先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當時許多老師和學生被抓去，哲學系也被停止招生一年。當時雖然沒有波及到我，但心裡的感受實在不好受，有些同學只因為喜歡看簡體字的書，就被抓去，因此感觸很多。哲學系畢業後，考入政治學研究所。當時仍然是想多念點書，不過一九七五年參與郭雨新先生的立委選舉，使我走入了政治這條路。
「一九七五年參與郭雨新先生的立委選舉，使我走入了政治這條路」
─一拳打入反對運動
一九七五年立委選舉，我本來到康寧祥的服務處幫忙。不過看到他們整個很有組織，我也幫不上什麼忙，反而有多餘的感覺。於是就到郭雨新的服務處去，一到那裡，整個感覺亂糟糟的。當時認為郭先生選了二十幾年，這麼有經驗，怎麼會是這種情況。後來才知道原來第一選區包括宜蘭縣、基隆市、台北縣，範圍太大，於是就在那裡幫忙。
當時的學生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學生你叫他去發傳單，他會認為是剝削廉價勞力；但是當時的學生參與政治少，讓我們發發傳單，就非常興奮，於是就在那裡發傳單。投票的那一天，我們這二、三十位學生就到瑞芳負責那裡的監票工作。我和乃仁〈註：吳乃仁〉是同個投開票所，因為我們並不是正式登記的監票人員，所以就在門口算人數。記得我們大約算是五百人去投票，結果開出的票竟然有六百張；而且我們算的這五百人，還是在高估的情況下，因為有些村里長等人重複進入投票。我們不是在地人，所以認不得誰到底進了幾次，因此我們所算的實際上是五百人次，真實人數會比五百人還少。開票時，我們就進去監票，那時國民黨作票的方式有好幾種：一種是手裡拿「好幾張」票，唱某某某「一」票。我那時天真、無經驗，感覺真奇怪，心想如果底下那些票是郭雨新的，那麼固然是郭雨新吃虧；但是如果是林榮三的〈那時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林榮三〉，那林榮三不就也吃虧了嗎？等到他們唱完票，整理成一疊，然後算一算票數是否符合，再將多餘的票都算給林榮三，我才知道他們的用意。還有一種是廢票的問題。他們對郭雨新的，如果是蓋到線的，一律當做廢票，只有完完全全在方格子裡的才算是有效票。但是對林榮三的，不管蓋在那裡都算是有效票。我那時候感覺真氣，就過去問那一個開票員說：「請問一下，這個廢票是怎樣認定的？」那開票員被我這麼一問，回答說：「等一下再告訴你。」當時我因為沒什麼經驗，經他一說，愣了一會兒，不知怎麼回答他的話。不過心裡想：「等你開完票再解釋，這怎麼行。」就這麼一會兒，在我還沒答話之前，一個警察來了。他一副很蠻橫的樣子，問我要幹什麼，要我出去。我那時因為法律規定開票是公開、可以觀看的，因此就沒理他。於是往前去要跟那個人說清楚，結果這個警察忽然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我那時憤怒地想抓那個警察打，結果乃仁趕緊阻擋我，他說：「今天你還手對你自己不利，他更可以以妨礙公務要對你怎樣就怎樣。」於是我就這樣被乃仁擋住。但是我被那個警察打，心裡真是憤怒，於是就走過去要看那個警察叫什麼名字。不過他是穿著一件夾克，將名牌蓋在裡面。我愈走過去，他就愈走愈快，不讓我看他的名字。同時就有幾位義警跑過來，扮演白臉，說什麼不要這麼生氣，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那時因為被他們擋住，無法去追那個警察，於是就向他們抱怨說那個警察怎樣怎樣啦！當時非常無知，不曉得他們是同一夥的，還向他們抱怨了一大堆，他們也裝著說：「是啊！是啊！」其實是為了擋住我。等回到投開票所時，票就已經開完了。那次真是覺得很窩囊，不但監票失敗，還被那個警察打。同時我也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就是在外地遭遇到那個警察這樣的毆打，竟然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說話。可能是那個警察長期在那裡已經有相當關係，也可能是那個警察在那裡真惡霸，沒人敢出來說話。
由於各地都普遍發生舞弊的事情，選舉的結果，郭先生當然是落選了，當然，大家是真憤慨！因為這次選舉的關係，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陳菊的角色
選舉之後，陳菊繼續跟我們連絡。有時候一通電話過來，說什麼時候有空找個地方大家聊天，當然學生平常是閒著，只有考試時才忙。其中有一次就是聽張俊宏跟陳鼓應在辯論統獨問題。那時候的學生較少參與政治，對這些政治人物真是非常崇拜。有時候陳菊會偷偷塞一些黨外雜誌給我們，我們回去之後也小心翼翼地在宿舍裡躲在棉被中偷看。那時候的政治環境，就是這樣。
「最大的衝擊就是認識了一大群政治犯」
─一九七七年的選舉
一九七七年的選舉，本來想回台南替蘇南成助選。當時陳菊要我拿一些資料到南投給張俊宏，我就沿路到桃園許信良那裡，看沒什麼需要幫忙的，就再南下到張俊宏那裡，把陳菊交待的資料交給他；同樣看到那裡也沒什麼需要幫忙的，就到雲林蘇洪月嬌那裡。到了那裡發覺情況不是很好，人手很缺，於是就在那裡幫忙，因而就沒回台南幫蘇南成。還好當時留在那裡，否則現在不就死了！
在那裡最大的衝擊就是認識了一大群政治犯，因為蘇洪月嬌的先生蘇東啟本身就是政治犯，所以他們認識很多政治犯的朋友，因此這次選舉有一大群政治犯在那裡幫忙助選。以前在郭先生那裡只聽到他們談政治犯，聽起來感覺真恐怖，但是並沒有親身認識政治犯。這次看到他們這麼一大群才非常驚訝地感覺到，原來台灣有這麼多的政治犯，而且這些政治犯大部份都是被關十年以上，他們都受了很深的身心折磨。這給我相當大的震撼。當時競選總幹事是施明德〈這是後來才知道他的名字的〉，對我不是非常信任。當時學生很少參與選舉，因此他們懷疑我是國民黨派來的間諜。不過既然欠缺人手，不管是不是間諜，就叫我去發傳單。至於我設計的傳單，還要經過施明德再看一次。開票那晚，情況非常緊張，全省的票開得很久都還沒開出來，後來因為中壢出事情（註：中壢事件），全省的投開票所才瞬間全開出來了。那時黨外當選二十一席省議員，得到空前的成績，國民黨一無作票，情形就差這麼多。蘇洪月嬌當選後，他們才消除對我的戒心。
選後，張俊宏來找我，請我做他們二十一人的助理。後來我是做張俊宏、林義雄的助理，一直到我出國。
「當時的黨外政治人物，對我們這些後生小子來講，都覺得非常景仰他們，但 我覺得他們之間還有一些緊張」
當時的思想、意識，只有簡單的民主概念。在高壓統治下敢於提出對國民黨的批評，就能激起很大的迴響。與更早以前不同的是較具體呈現，譬如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真惡霸，我們繳百分之百的稅，無法選百分之百的國會議員；或者印象很深的是，姚嘉文提出律師高考的省籍分配真不公平，在台灣島考，台灣人佔比例非常低，他們說要分配給三十五省。另外我記得有一次康先生〈註：康寧祥〉曾提出刪減國防預算，被罵成共產黨，結果就這樣靜去。
當時的黨外政治人物，對我們這些後生小子來講，都覺得非常景仰他們，但我覺得他們之間還有一些緊張。譬如說郭先生的輩份較大，應該是黨外的龍頭老大；但是國際上的聲望、社會上的尊敬，康先生是新生代。因為康先生是新生代，代表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較受重視。因為我那時還小，沒參與高層的，但是仍能感覺那種緊張，至於緊張的詳細情形我是不清楚。那時候並無路線之爭，那時只環繞著民主概念，路線之爭是《深耕》才有，當時並沒有談到黨外要怎麼走，談到黨外要怎麼走才有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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